徽宗自己有时也会发起讨论。有件事引起了他强烈关注，那就是佛教礼仪混入了国家祀典中。1110年八月初三，针对七月十五日（这一天是佛教的盂兰盆节和道教的中元节）的宗教仪式，以及佛教法事进入供奉先帝塑像的景灵宫，徽宗提出：
士庶每岁中元节折竹为楼，纸作偶人，如僧居侧，号曰盂兰盆，释子曰“荐度亡者解脱地狱，往生天界，以供孝德”。行之于世俗可矣，景灵宫为祖考灵游所在，不应俯狥流俗，曲信不根，而设此物。纵复释教藏典具载此事，在先儒典籍，有何据执？并是月于帝后神御坐上铺陈麻株、练叶，以藉瓜花不委逐项，可与不可施之宗庙？
又诏：佛乃西土得道之士，自汉明帝（57—75年在位）感梦之后，像教流于中国，以世之九卿视之。见今景灵两宫帝后忌辰，释教设水陆斋会，前陈帷幄，揭榜曰帝号浴室，僧徒召请曰：“不违佛勅，来降道场。”以祖宗在天之灵，遽从佛勅之呼召，不亦渎侮之甚乎？况佛可以称呼勅旨，有何典常？
又诏：犬之为物，在道教中，谓之厌兽。人且弗食，而岁时祭祀，备于礼科，登于鼎俎，于典礼经据，如何该载？［10］
对徽宗的这些疑问，仪礼局做了长篇的答复。首先，仪礼局*员想向他解释盂兰盆在梵语中的含义，并讲了目连从饿鬼手中解救母亲的故事。［11］仪礼局*员认为，尽管盂兰盆节作为民俗可以接受，但并不适合景灵东宫和景灵西宫这样的庄严场合。对于僧人举行水陆斋会并使用皇帝专用的语言颁布法令，仪礼局*员斥之为失礼。他们援引1106年的一份诏书，其中使用了《金箓斋仪》中的道教仪式语言，认为这暗示在中元节这一天应当举行道教仪式。至于将狗肉作为太庙祭品，仪礼局*员建议终止这种做法，因为在祭奠死者时，历来的原则都是事死如生，而人们通常是不吃狗肉的。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将古代经典中把狗肉列为五种祭祀肉品之一的事情略去不提。徽宗在一两天内就做出回复，他认为第一和第三点应当取消，第二点还需再议。［12］
仪礼局*员抽象地讨论这些事的同时，也正在筹备1110年十月册封郑皇后的礼仪程序。准备的文件中包括四册应当遵循的程序，一册是关于演奏音乐，两册是着装的服饰图样。［13］
1110年，《大观礼》初步颁布实施，但议礼局仍在考虑礼仪的问题。随后几年，很多问题都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有关：亲耕、亲蚕、敬老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仪式，都有很长的篇幅进行讨论。［14］
在徽宗与仪礼局的讨论中，所引材料可能大部分出自儒家文献，尤其是儒家的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