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神宗意识到礼仪对于秩序的价值，渴望取得堪与三代媲美的成就，因此让*员们对郊祭的仪式和服饰进行辩论，不过，他们的讨论没有集结成书。徽宗非常迫切地要继承先父遗志，因此才设立了议礼局。［5］
《政和五礼新仪》的前言中，有徽宗与议礼局之间的一长串问答，《宋会要辑稿》也记录了他们之间一些别的对话。徽宗在早期的一份诏书（1108年八月）中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礼仪也会产生变化，但他提醒，一些积渐所至的行为并非深植于那些需要保存的古代原则。接着，徽宗又对*员们提交资料中的两个基本要素表示反对。首先，*员们将冠礼放在了前面，但徽宗认为这既不合乎经典，也有悖于隋唐时期的做法。五礼指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和凶礼。吉礼始于对天和神的祭祀，不是从冠礼开始，将冠礼归入吉礼是最近才有的做法，偏离了古代君主礼仪的等级观念，因为祭神的等级应当比祭人的等级高。徽宗还提出了一个更为特殊的观点：他反对将冠仪置于婚仪之前，因为冠礼是使一个人“完整”的成人礼仪，而婚礼则使两个人联结在一起，而“婚仪于冠仪前”。尽管《仪礼》将冠礼列在婚礼之前，但徽宗怀疑这样的顺序是由于学者的错误理论，而非来自古代君主的真实传授。［6］
议礼局的局官没有在这些事情上与徽宗争论，而是全盘接受了他的观点。他们将婚礼和冠礼都纳为嘉礼，并将婚仪列于冠仪之前。在徽宗时期，冠仪在士大夫阶层和皇室都不太普遍。［7］大部分宗室都结婚较早，也许正是基于此，徽宗才认为不能要求人们结婚前就完成成人礼。1114年，徽宗的长子行冠礼，这样的仪式在宋代皇宫中还是首次举行。［8］
1110年，议礼局准备完成这部礼仪法典的初稿时，向徽宗呈递了各种事项的报告，徽宗对他们的分析做出批复，并大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议礼局提出的议题涉及各个方面：基于徽宗手指长度的度量尺是否可以作为标准的度量衡，用于音乐以外的领域？是否应当具体规定州县*员在主持仪式时的着装，并为之颁发相应的图样？为了更符合《周礼》的规定，不太重要的仪式是否应当取消献绢？国子监的孔子塑像应当描绘什么样的服饰？是否应当把孔子七十二弟子的名字都列出来？如果是的话，他们的称号是什么？在不同的祭祀中应使用何种祭器，为数多少？哪些神祇的牌位使用涂金的木头，哪些使用朱漆木头？五礼的排列顺序应当按照《周礼》将凶礼排在第二位，还是按照《开元礼》和《开宝礼》放在最后一位？地方*员在主持仪式前是否应当禁欲？［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