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徽宗在与别人争论时总是依据隋唐的实践积累，或全盘接受《开元礼》中的礼仪，这部书也不例外。［15］麦大维（DavidMcMullen）指出，《开元礼》完全是一部儒家著作，里面没有提到唐代宫廷施用的佛教或道教礼仪。［16］相比之下，《政和五礼新仪》包含的很多元素可以认为是当时的道教的，有两章内容是专门用于祭祀九成宫内九鼎的仪式，还各有一章是专门关于太一宫和阳德殿的行礼。［17］在很多情况下，不仅要向天、地、皇家祖庙和社稷陵宣布公告，还要在宫观里宣布，例如册封新皇后就要在以下宫观中宣布：中太乙宫、祈神观、醴泉观、上清储祥宫、阳德观与九成宫。［18］正如我们可能会预料的那样，其中没有提到要参拜佛教寺庙。《新仪》卷八解释了如何在道观中行使这些宣布仪式，对每个盛食物的碟子，以及行礼仪式主持人的所有活动，都有具体规定。［19］
在《政和五礼新仪》的开头几章中就有对道教仪式的具体规定，包括一些基本的礼仪要求，如牌位、祭器、音乐、车辆、卤薄。第四章有一部分内容是关于“青词”，即道教祷文的。它规定宫观应当使用青词纸，长一尺一寸，宽一寸，“贯以红丝，绦以红锦”。［20］这一章还规定了使用的绢制品颜色，并列出涉及的几座宫观，包括景灵宫（苍）、上清储祥宫和储庆宫（均为青）、醴泉观（赤）、九成宫（黄）、佑神观（五方）、中太一观（每个季节的颜色不同）。第五章是关于祭器的，规定在宫观中祭祀时应使用哪些器具，里面应盛装何种素食，大米、小米、桃干、柿干，以及竹笋和葱等。［21］
尽管《新仪》中存在诸如此类的道教元素，但它的重点还是国家祀典，尤其是*员们准备担任角色的这些仪式。尽管宫廷是某些宫观的庇护人，但书中并不包括道士在各自宫观中举行的仪式。在盂兰盆节这件事上，徽宗以国家祀典为由，希望从祭拜皇室祖先的仪式中剔除佛教因素，与此同时，他还希望在国教中认可道教的地位。
1113年，《政和五礼新仪》（因1111年开始使用的年号政和而改名）正式颁布，随后，徽宗有很多机会将其中的规定付诸实践，例如，当子女成人时，他就可以在他们的冠礼和婚礼上行使新的礼仪。
与《开元礼》相比，《新仪》中包含很多礼仪，可供普通百姓在婚礼、葬礼和祭祖活动中应用。为了使更多人了解这些仪式，徽宗批准将简写版的《新仪》刊行推广。［22］
宫廷礼仪往往具有政治的一面。大臣们既可以通过建议修改礼仪程序来促进自己的仕途发展，也可以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