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一道参加刑讯拷打，一心一意卖主求荣，与通敌分子合作），突然发疯（作家和记者的常见病）就不知不觉地（好像一种传染病杆菌）站到了正确的一方来了。
比如，迪先生，朗格多克地区热情奔放的小说家，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他觉得勒普兰斯像皮影戏，没加更多评论。其余的人，个别人除外，都不知道勒普兰斯其人。很少有人说到勒普兰斯的形象，没人提及他写过什么作品。这位拯救过他们性命的作家写什么东西，大家懒得打听。
勒普兰斯我行我素，继续在那家报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猜疑）工作，继续写诗。他天天面临的危险越来越超出了为维持体面生活所需的劳作。他的勇敢往往到了鲁莽的地步。一天夜里，他护送一位受到盖世太保追捕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后来，此人最后进了德国集中营并结束了生命（但不是勒普兰斯的过错）。这位诗人告别时连个“谢谢”都没说：在这位诗人眼里，勒普兰斯只不过做了一个同志该做的事，换作他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会那么做，他不是同事（可怕的称谓），也不是同一行业的同类人。有个周末，勒普兰斯护送一位评论家到法国和西班牙边境附近的小村庄。这位评论家过去说过一些蔑视他某部作品的话语（也许说得对），但在这关键时刻根本不记得了，无论他的作品还是社会价值实在太渺小，太虚幻了。
有时，勒普兰斯以为自己的长相、文化教养、处世态度、读过的书，是被作家们排斥的罪魁祸首。他利用报社和地下工作的空闲时间，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创作了一首六百多行的诗，一心发掘二流诗人的神秘世界和备受折磨的心灵。长诗（吃了苦头，费了好大力气）写完后，他惊异地发现自己不是二流诗人。要是换了别人，肯定会继续研究下去，可是勒普兰斯对自己缺乏好奇心，他把长诗给烧了。
1943年4月，他失业了。胡乱地活着，几个月来，不停地躲避警察的追捕、告密者的检举和贫困的煎熬。一天夜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躲进了一个年轻的女小说家住处藏身。勒普兰斯感到恐惧。女小说家失眠。为此，二人彻夜长谈。
天晓得勒普兰斯的哪根秘密神经醒了过来，那天夜里他把自己的全部挫折、全部梦想、全部雄心壮志统统倾诉出来了。女小说家像一个法国女人能做的那样，经常出入文学圈的活动，她认出了勒普兰斯，或者自以为认出了他。最近几个月来，她见到他的次数有几百次之多，他总是躲在某位知名，但有危险的作家身后，总是站在某位卷入抵抗运动的戏剧家住宅的前厅，总是扮演外勤人员、秘书、侍仆的角色。女小说家说：您是我那时惟一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