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特-玛丽不是没有自己的梦想，而是因为他的梦想更大，在这个世界上，梦想越大的人越会是赢家，这是她学到的道理。所以她甘愿待在家里照顾他的孩子，甚至都没打算生自己的孩子。孩子们长大后的几年里，她继续留在家里，把房子维护得体面像样，支持肯特的事业，不曾想过开创自己的事业。发现邻居叫她“絮叨婆”时，她担心的却是丈夫的德国朋友来做客时可能会看到门厅的垃圾，或者闻到楼梯间有披萨味。她自己没有朋友，只有脾气古怪的熟人，通常是肯特的商业伙伴的妻子。
有次晚餐聚会结束后，其中一位熟人自告奋勇帮助布里特-玛丽清洗餐具，接着又开始整理布里特-玛丽的餐具抽屉——先把餐刀放到最左边，再依次摆放勺子和叉子。布里特-玛丽惊恐地质问她怎么可以这样做，熟人笑着说：“这有什么要紧？”简直不把排列餐具的正确顺序放在眼里——自此她们的熟人关系宣告结束。肯特说布里特-玛丽不够随和，所以她又在家里待了几年，让肯特代表他们两个人社交，充分表现他的随和。后来，“几年”变成了“更多年”，“更多年”变成了“一辈子”，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并非布里特-玛丽选择不去期待什么，只是某天早晨醒来，她突然意识到所有的期待都过了保质期。
她觉得肯特的孩子喜欢她，可孩子们会长大，长成大人的孩子会叫她这样的女-人“絮叨婆”。她居住的街区也有别的孩子，他们独自待在家里时，布里特-玛丽偶尔会给他们做饭。可这些小孩家的大人们总会回家，等他们长大后，布里特-玛丽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絮叨婆”。肯特老说她缺乏社交能力，她觉得他说得肯定对。最终，她的全部梦想化作一个阳台和一个不会穿着高尔夫球鞋在镶木地板上走来走去的丈夫，他偶尔会自觉把衬衫丢进洗衣篮，无需她提醒，有时候不用她问就主动表达一下自己对饭菜的喜欢。她想要一个家，希望孩子们（虽然不是她生的）无论如何都能回家过圣诞节，即便不来，也至少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她想要井井有条的餐具抽屉，时常去剧院看场戏，想要能看到外面世界的干净窗户，希望某个人会注意到她精心打理的发型，或者至少假装注意到了，或者至少，允许布里特-玛丽去假装。
她希望这个人每天回家之后，走在拖干净的地板上，享用热腾腾的晚餐时，偶尔能发觉她的努力。肯特病房里那件混合着披萨和香水味的衬衫只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将布里特-玛丽的那颗心击得脆弱不堪的元凶，是简单的心愿得不到满足而引起的绝望。
第二天早晨六点，布里特-玛丽准时打开厨房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