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可以为恶。譬如深潭之水,平时水波不兴,看不出何种作用,从东方决口,可以灌田亩,利行舟,从西方决口,可以淹禾稼,漂房舍,们从东方决口好。又譬如块木头,可制为棍棒以打人,也可制为碗盏以装食物,们制为碗盏好。这种说法,真可合孟荀而之。
孟子书中,载告子言性者五:曰性犹杞柳也,曰性犹湍水也,曰性之谓性,曰食色性也,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此五者原是贯。朱子注食色章曰:“告子之辩屡屈,而屡变其说以求胜。”原书俱在,告子之说,始终未变,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朱子注杞柳章,谓告子言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其说非是。而注公都子章,则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忽又提出矫揉二字,岂非自变其说乎!
朱子注“生子谓性”章说道: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殊不知告子言性者五,俱是贯说下,并无所谓“纵横缪戾,纷纭舛错”。“生之谓性”之生字,作生存二字讲。生存为人类重心,是世界学者所公认。告子言性,以生存二字为出发点,由是而有“食色性也”之说,有“性无善无不善”之说,又以杞柳湍水为喻,其说最为精确,而宋儒反认为根本错误,此朱子之失也。然朱子能认出“生之谓性”句为告子学说根本所在,亦不可谓非特识。
告子不知何许人,有人说是孔门之徒,看不错。孔子赞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朱子以生字言性,可说是孔门嫡传。孟子学说,虽与告子微异,而处处仍不脱生字,如云:“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又云:“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于王何有?”仍以食色二字立论,窃意孟子与告子论性之异同,等于子夏子张论交之异同,其大旨要不出孔氏家法。孟子曰:“告子先不动心。”心地隐微之际亦知之,二人交谊之深可想。其论性之争辩,也不过朋友切磋,互相质证。宋儒有道统二字,横亘在心,力诋告子为异端,而自家之学说,则截去生字立论,叫妇人饿死,以殉其所谓节,叫臣子无罪受死,以殉其所谓忠,孟子有知,当心引告子为同调,而摈程朱于门墙之外也。
宋儒崇奉儒家言,力辟释道二家之言,在《尚书》上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允执厥中”四语,诧为虞廷十六字心传,遂自谓生于千四百年以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嗣经清朝阎百诗考出,这四句是伪书,作伪者采自荀子,荀子又是引用道经之语。阎氏之说,在经学界中,算是已定铁案,这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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