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让我们能够一直待在一起，克罗普。”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把两支贴着商标纸圈的雪茄奉送给了那个上士，随后又把我的来意透露给他。他闻了闻那雪茄，问道：“这种东西你还有吗？”
“还有一大把咧，”我说，“我的伙伴，”我指指克罗普，“他也有的是。我们倒很愿意明天拿来，从运送伤兵火车的窗子里递给您。”
他当然心中有数，便又闻了闻雪茄，说道：“行。”
整个晚上，我们一分钟也没有睡着。我们这间病房里，一共死了七个人。其中有一个，在呼吸开始困难、咯咯地喘气之前，竟用又高又尖的破嗓子男高音唱了一小时的赞美诗。还有一个，从病床上下来，爬到了窗口。他躺在那里，好像最后一次要向窗外眺望似的。
我们的担架停在月台上。我们在等候火车。天下着雨，月台却没有屋顶。我们的毯子又很薄。我们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
那名上士像母亲一般照顾我们。我虽然觉得情况很不妙，可是我并没有放弃我们的计划，心里一直想着它。偶尔我让他看看那个背包，还预付给他一支雪茄。作为报答，那上士给我们盖上了一块帐篷布。
“老兄，”我忽然想起自己的事情来了，“我们那张有四根柱子的大床，还有那只猫……”
“还有那几把俱乐部里用的安乐椅。”他补充说道。
是的，还有那几把俱乐部里用的红丝绒的安乐椅。一到晚上，我们往往如同王公似的坐在那上面，而且打算以后把它们按钟点出租。每小时一根纸烟。那倒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也可以成为一项正常的营生。
“艾伯特，”我又说道，“还有我们那盛食品的袋子。”
我们有点忧伤起来。那些个东西，我们可能还会有用的。只要火车晚一天开走，卡钦斯基肯定会找到我们，而且会把东西带给我们的。
倒霉的命运。肚子里我们装的是面粉薄糊，医院里的糟糕伙食，而在我们那几个袋子里，却除了罐头食品，还装有烤猪肉。不过我们已经那么虚弱，对这样的事再也不会激动了。
火车早晨开到的时候，担架都已经湿透了。那上士留心让我们待在同一节车厢里。那里有一批红十字会的护士。克罗普被安置在下铺。我被抬起来，关照好要住在他上面的那个铺位。
“老天爷！”我突然叫了起来。
“什么事啊？”护士问道。
我朝那个铺位斜觑了一眼。那上面铺着一条雪白的亚麻布床单，无法想象的干净，连熨烫过的皱褶都还留在上面。而我的衬衫却已经穿了六个星期都没洗过，脏透了。
“你自己一个人爬不进去吗？”那女护士担心地问。
“可以，”我流着汗说，“不过请您先把被褥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