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路，便唤住一辆过路的救护车，他们把我们给带走了。车上装满了伤兵。有个一等兵护理员在场，他在我们的胸口打了一针预防破伤风。
到了野战医院，我们整理了一番，两个人就并排躺下来了。他们给了我们一碗稀薄的清汤，我们贪婪又鄙夷地用汤匙舀出来吃了个光，因为我们虽然过惯了好日子，但是这会儿毕竟都饿了。
“现在可以回家了，艾伯特。”我说。
“但愿如此，”他答道，“我只希望知道自己受了什么样的伤。”
痛得更加厉害了。绷带像火一样地燃烧着。我们喝着，喝着，一杯水喝完了，又是一杯。
“我中弹的地方，在膝盖上面有多远？”克罗普问。
“至少有十厘米。”我回答。其实也许只有三厘米。
“我已经下定决心，”过了一会儿，他说，“假如他们要把我的腿截掉，那我就一了百了。我不愿意一辈子做一个残疾。”
就这样，我们思绪万千地躺在那里，等着。
傍晚时分，我们被拖到了“屠宰场”去。我吃了一惊，便很快想到我该怎么办。因为人人都知道，野战医院的医生，轻易就动切除手术。在大批伤员源源涌到的情况之下，切除手术要比复杂的修补工作简单得多。我忽然想到了克默里希。怎么说我也绝对不让他们上麻醉剂，哪怕我非得砸碎他们几个人的脑袋瓜。
总算还好。那医生在我的伤口里拨弄了一转，弄得我眼前一片昏黑。“别再这样装腔作势了。”他骂道，便又乱戳起来。那些医疗器械在明亮的灯光下闪耀着，如同一群凶恶的野兽。那疼痛是难以忍受的。有两名护士牢牢地抓住我的两只胳膊，可是我还是挣脱了一只，正想砸碎那个医生的眼镜，却被他发觉，往后一跳避开了。“给这个家伙上麻药！”他愤怒地吼道。
于是我就镇静下来。“请原谅，医生先生，我会乖乖地一动也不动的，可别给我上麻药。”
“那么好吧。”他咯咯笑着，又拿起了他的医疗用具。他是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年纪不出三十，脸上有几处伤疤，还戴着一副叫人讨厌的金边眼镜。这会儿我才发觉，他这是在故意折磨我，他只是在我的伤口里拨弄，还从他的眼镜上端偷偷地斜觑着我。我的双手使劲地抓住把手，我宁可死去，也不让他听到我一声轻微的叫喊。
他已经挖出一块弹片，扔给我。从表面上看来，他对我的这种行为感到满意，因为他现在为我上夹板的时候就很仔细，他还说：“明天你就可以回家去了。”后来我又上了石膏。等我回去又跟克罗普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明天早晨很可能会开来一列运送伤兵的火车。
“我们一定要跟那个上士军医疏通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