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概率极高，并且这一概率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逐渐下降。这三个典型事实勾画出了世界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政治图景，并揭示了民族国家兴起与战争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
基于这些典型事实所呈现出的相关关系，威默尔认为，起源于19世纪欧美的民族国家背后的发展动力在于，当时国家间激烈的军事竞争压力使得发展出一套能够充分动员底层民众的政治话语成为精英的策略性选择。民族主义主张国民拥有同一民族认同，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同时，作为交换公民权的条件，承担如税收与兵役等国民义务。这使民族主义成为一种理想的意识形态工具，被精英所采纳。这种工具一方面提高了精英动员资源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众更有政治参与感与认同感，这使其迅速成为一种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也重塑了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形成新的政治契约(Wimmer2012，31)。而民族主义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开始迅速地向全世界传播。这种传播以地缘网络为路径，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向相邻地区扩散。此后，民族国家建构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外源性的，与其发展初始阶段的内源性原因不同(WimmerandFeinstein2010；Wimmer2012，73)。
当民族主义成为政治合法性来源后，就会产生强大的同构压力，使得民族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政治体的主要组织形态，这一变化也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传统帝国内部的民族主义者策略性地使用该政治话语，以民族自决为原则，培育某种本地民族分裂势力的成长，最终发动独立战争以摆脱帝国统治——尽管某些地区也许并没有统一的民族认同与基础。其次，新建立的民族国家也面临挑战。一方面，在民族成分复杂、多民族混居的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领土争议频仍；同时，当在位者以民族主义作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后，他们也被赋予了对离散民族成员进行政治支持与保护的义务。这使得民族国家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族群之间也存在利益分配不均、政治权力失衡的情况，此时被排挤的族群与掌握政权的族群之间争端不断，以此产生的族群冲突——如驱逐、种族清洗——成为新的战争原因。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出现在国家建构滞后的地区，因其无力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只能以族群为界，建立歧视性的资源分配体系(Wimmer2012，143)。当民族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后，民族自决原则使得先前以领土扩张、王位继承为导火线的战争触发机制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