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配理论”(ArticulationModelofParties)。这一理论认为，政党在结构约束下的政治动员策略是解释两国工党发展差异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得两国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与农民抗议，然而两国执政党对此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在此过程中，两国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联盟形态以回应执政党的处理政策，因此塑造了之后两国工党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在美国，罗斯福及其领导的m;主党对劳工运动采取了“吸纳”与同化策略，通过新政将劳工与农民这一“被遗忘阶层”纳入政治同盟。这一策略加剧了劳工内部分化，同时瓦解了公众对左翼政党的支持与政治认同。而在加拿大，在位的自由党与保守党都采取了“强制策略”。工人与小农场主被排斥在政策之外，从而给工农联盟的形成提供了发展空间与机会——此间形成的合作联邦联合会(CooperativeCommonwealthFederation)便是加拿大新m;主党（工党）的前身。由此可见，即便是简单的描述性统计，也能帮助我们发现重要问题。
2.确定相关关系
除了利用定量数据描述趋势特征，学者也可以通过分析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来为因果论证提供基础。这对应于第三类混合方法，也是定量研究中常见的模式。例如，在研究民族国家起源、传播以及对战争形态的影响这一话题时，学者威默尔与其合作者构建了包含145个国家从1816年到2001年间数据的数据库，其中包括是否与何时转型为民族国家、战争形态（国家间战争、内战）等变量。<注："作者以2001年的国家边界为基础来确定观测单位，反推其历史上的统治形态与战争形态。变量定义以及资料来源请详见Wimmer(2012，84)。">基于这个数据库，作者观察到以下事实。第一，19世纪初，帝国、王朝国家、部落联邦以及城市国家是主要的国家形态，而到20世纪末，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民族国家形态(Wimmer2012，2,Figure1.1)；民族主义成为民族国家主要的合法性来源，而同一民族内部的国民平等享有政治权利的诉求，则成为大众政治的基础。第二，直到19世纪初，国家间的争霸战争、领土扩张、王位继承都是主要的战争导火线；而到20世纪末，超过四分之三的战争是源于民族独立或者国家内部族裔间的争端(Wimmer2012，3，Figure1.3)。第三，以民族国家的形成为重要时间节点来进行观察，会发现一国在该节点前后战争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