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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最近十年从当代中国的抗争政治研究转向对中国**党g,m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从研究对象来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无论是在问题意识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其一贯性。
先来看问题意识。《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个主要的研究发现是：上访者与摆平者尽管在具体的利益格局上处在相互对峙的位置，但他们却共享着某种权力技术和政治文化。书中那个作为上访代表的“许老师”其实就是一个倒过来的“董专员”——假如他们互换位置，其博弈过程和结果并不会有太大差别。因此，我想追问的是：这种政治文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习得的？我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之后出版了《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应星2009），就是要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后者的出版虽然比前者晚了八年，但搜集资料却是同时进行的，写作也是前后紧随的。“村庄审判史”可谓“大河移民的史前史”。但说实话，我对这本书并不满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分析视角过于局限在基层政治的具体运作上，缺乏对宏观政治的深入探究。另一个是将1949年作为村史的起点，而这并非中国**党政治文化成形的起点。正是基于此，我后来将目光转向中国**党早期党史尤其是苏区史。因为正是从苏区时期开始，中国**党开始创造和掌握了红色军队，建立了g,m根据地和红色政权，中国**党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以m;主集中制为中心的组织路线以及以群众路线为特色的工作路线逐渐开始形成。尽管苏区时期多次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各地苏维埃政权相继失败，但以毛**为代表的中国**党新一代领袖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组织思想和群众思想正是在苏区时期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我对中国**党g,m的研究兴趣，最初就这样来自对大河移民问题的追根溯源。
再来看研究方法。《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已经充分体现出“过程—事件分析”的风格<注："严格地讲，孙立平提出“过程—事件分析”所声称的理论灵感来源于布迪厄，而我所做的“关系/事件分析”更多受福柯的谱系学分析的影响。不过，本文在此不做细致的辨析。">，强调将社会理论的分析锋芒完全隐身在复杂而细微的历史叙事之中，强调对田野概念的“发现”而非对理论概念的“发明”，强调对事件整个过程和关键细节的从容展开，强调通过对各种路径依赖的、兼具普遍性与偶变性的事件的还原来揭示韦伯(2013)所谓“适合的”因果机制，即在时间上异质性的、在层次上多重性的因果机制。我在研究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