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g,m时，依然着力于将理论化于无形，深入第一手史料中去重新提问，依然着力于从g,m历史文件里去“发现”概念，依然着力于对历史材料巨细无遗的搜集和对关键事件细节的探究和揭示。
不过，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加上多年研究的积累和反思，我在研究策略上从以往的“过程—事件分析”发展为一种可称之为“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的新策略。下文将揭示这种研究策略的基本特征。
首先，“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是一种带着结构性问题关怀的事件史研究。在这个层面上的“追根溯源”体现为重新建立事件与总体史的关联，寻找和确定要研究的关键事件。我以g,m研究为例。既有的中国**党g,m史已经确定了若干大事件，地方史研究不过是围绕这些大事件而展开的同心圆式的复写。对“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来说，需要研究的是关键事件的来龙去脉，而究竟何为关键事件，这是首先需要研究的——它们既可能是众所周知的大事件，也可能是为人所忽略的小事件。我所要做的既不是结构性分析，也不是碎片化的地方史研究，而是具有总体史意义的事件史研究。我把具有这种性质的事件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是所谓“渊源性事件”。要理解中国**党的政治文化和政党治理传统，关键在于“察其渊源”，而后才能够“观其流变”。有些事件看起来是远源，但却具有原型的性质。比如，1927—1928年在莫斯科发生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就构成了刘少奇后来所批评的“无原则的党内斗争”的原型。第二种是所谓“转折性事件”。这类事件对既有的制度、结构或惯例提出了新的挑战，构成了历史的转折点。它既包括古田会议这样的正面转折点，也包括以负面教训影响了党团制度走向的“罗章龙事件”。对转折性事件的分析需要拓展历史视野，不仅仅聚焦事件本身，而是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结合“局势”进行分析，同时要从社会结构的层面展示所谓的“事件路径”（休厄尔2021，222—311；李里峰2003）。第三类是所谓“调查性事件”。中国**党早期存在着照搬苏联教条和埋头事务处理两种工作倾向。这其实是五四时期“主义与问题之争”在中国**党党内的某种折射。而毛**开创了第三条道路，即通过深入的农村调查来调整、检验和完善既定的g,m路线。进一步地说，毛**的农村调查既是中国**党在g,m实践中阐释乡村社会危机成因的重要工具，也是实现大众动员的权力技术，更是g,m政党以马列主义普遍原则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中介机制（孟庆延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