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毛**对农村进行的若干调查就构成了重要的事件,比如他对江西寻乌县所做的详尽调查,我们既可以由此理解毛**的g,m思想得以形成的重要源头,又可以由此分析地域社会的地权分化和社会经济关系。第四类是所谓“典型性事件”。在苏俄g,m中,更重视理论性的宣传;而在中国g,m中,更重视普及性的鼓动(参见列宁2018)。因为农民是中国g,m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党要引导他们前进,仅用理论性的、一般性的号召是难以打动他们的,因为农民往往习惯从亲自看到的、体验到的事情上而不是从抽象的口号来理解问题,因此,党就必须在工作中通过树立典型来示范,利用事实来鼓动其情绪,增强其勇气,从而让农民在党的号召下积极行动起来。“树典型”就此成了中国**党动员群众的一种基本方式。在中国**党g,m史中这类的“树典型”比比皆是,比如“南泥湾叙事”就是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诞生的典型。第五类是所谓“隐喻性事件”。事件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史家对事件的赋义是因人而异的。表面平淡无奇的万历十五年或一个小小的“叫魂”案件在别具慧眼的史家笔下,便可以从中窥见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症结。因此,我们不应囿于某种既定的大事件标签,而是“必须在出乎意料的地方,在我们通常往往认为没有历史的地方——在情感、爱、良知、本能中——守候这些事件;它必须对事件的重现保持敏感,但不是为了追踪事件演进的渐进曲线,而是重新找出事件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同场景;谱系学甚至还必须界定没有出现这些事件的地方,没有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刻”(福柯2001b,115)。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所谓“根茎”状的“关系/事件”中为某些事件重新赋义。比如,人们可能疑惑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细致地去研究江西万安,bao动这样一个在中国**党g,m史上的小事件(应星、李夏2014)。显然,我们的研究旨趣不是要去填补江西地方g,m史的空白,也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万安,bao动的意义被低估了,因而要为万安,bao动在中国g,m史的重要性的排序上重新予以正名。万安,bao动其实就是一个小事件,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小事件。它与我们所关心的中国**党早期组织路线之间不是同心圆模式,也不是缩微模式,它并不具有社会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对于中国**党早期组织路线来说具有象征意义;在于它对中国苏区g,m史的大事件——诸如古田会议、富田事变等具有隐喻(metaphor)的意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