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夸耀：我的性欲不是随便就能满足的，满足我性欲的女人需要花这么多钱来维修保缮。在美国，这被称为“花瓶妻”(trophywife)，是胜利的奖赏，于是，富人妻要孜孜不倦地花钱美容保养着装，因为那是衡量丈夫地位的指标。她们通过这种方式，证明她是与丈夫匹配的女人。给丈夫赋予价值的，是她自己。
一次性消费单价很高的女人，也是同样道理。将自己高价出售，就是女人高估了“男人赋予给女人的价值”。她们要显示，我可不是把自己贱卖的女人，不管男人支付的是现金、昂贵名牌，还是法国大菜，性质一样。她们从中体会让男人为自己掏腰包的快感。这种行为就是通过男人给自己出的价格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反言之，是女人自己给了男人那个价。
作为“动机词汇”的“性的认可”
少女卖娼能获取高额报酬，作为娼妓，那种高报酬与她们的身份不相符。少女们不过只是年轻，她们的身体缺乏成熟丰富的性经验，她们的年龄还不懂性爱技巧及恋爱计谋。少女卖娼被称为“援助交际”，这个叫法不过是十多岁少女不属于一个特定机构自由独立地卖娼的委婉表达。《少女民俗学》一书的作者大塚英志〔1989，1997〕指出，十多岁的少女身体之所以被赋予特殊的附加价值，是因为那是“禁止使用的身体”。虽然在生理上已经成熟，但作为社会伦理，其身体被禁止使用——这种身体的拥有者，就是初高中的在校女生。在首都圈，给这种身体更添一层附加价值的，是名门女校的制服。因冒犯“禁忌”而产生的附加价值，就是少女卖娼高出平均市价的那份差额。
宫台真司以卖娼少女为研究调查对象，他发现了一个事实：少女的附加价值，仅限于首都圈，是一种地方性价值〔宫台，2006〕。他发现，在青森县〔日本东北部——译者〕，通过“电话俱乐部”的卖娼，十多岁少女的价格，与白领女职员及主妇，处于同一水准之内。这意味着，在日本农村地区，初次性体验的年龄相对较低，对十多岁少女的性的中产阶级禁忌也相对较弱，所以，少女处于十多岁年龄段的事实，并不具备附加价值[5]。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性(sexuality)是有阶级色彩的。“禁止使用的身体”本身，是近代教育体制带来的结果。少女们很明白，这个价值不会持久。
宫台的实地调查的另一个发现是，对少女们来说，卖娼并非例外的越轨行为，只要有机会，任何人都可能加入其中，伦理障碍很低。这等于是说，“你的女儿或许在卖娼(正如“你的妻子或许早已在通*”)。”宫台的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