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啤酒肚
男人正站在电气火车门旁瞅着
，绕口令似嘟囔
句：“赶跑犹太佬，拯救俄罗斯。”这幕确很戏剧化，但又确是事实。
到底还是去趟德国，在那里住个月，没抱任何希望地寻觅着开启新生活可能性，在那里或者在别处。在纽伦堡栋十二层宿舍楼里，底下十层住都是从国外返回德意志人，顶上两层住犹太人，还半空着。在那儿住两天，像个女王样，独享个轩敞大房间，里面有十张床位，上下铺，跟火车上卧铺样。个室友也没住进来，餐券很像邮票，绿色（德意志房客是橙色）。麻利地泡杯茶，坐下来欣赏欧洲夜色：窗外，远处游艺园流光溢彩，周围是黑黢黢树木，体育场轮廓依稀可辨，楼下某位邻居正在楼道口弹吉他。
父母后来又回过次莫斯科，在妈妈动手术之前半年。她不得不做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俗称“心脏搭桥”——在当年还很少见，属于医疗领域高精尖科技，但们想，德国应该能搞得定。再说也没得选——早在战时亚卢托罗夫斯克就检查出先天性心脏病，已经发展到刻不容缓地步。那年二十三岁，自觉已经是个大人。从记事起，们就跟妈妈心脏病生活在起；大约从十岁那年开始，每晚都要溜到走廊，隔着房门，确认妈妈呼吸还在。幸而直安好，太阳总能照常升起。渐渐地，也就习以为常，不再主动过问，唯恐打破本就岌岌可危平衡。关于妈妈即将面对，们没有细谈，只是商讨着无关紧要住院日常细节。所以，妈妈并非对，而是对自己女伴疲惫地说：“有什
法子呢，亲爱，没得选。”
当时最令惊讶——无论怎样竭力回避切提醒这可能是母亲最后次造访暗示——是妈妈竟然不愿意重温回忆。想当然地以为，在洋溢着池塘和尘土气息幸福夏季莫斯科，们肯定是要去趟波克罗夫卡，回老家看看，在那条林荫道上坐坐，去那所们所有人——从廖利娅到娜塔莎再到，祖孙三辈人上过学校转转。此外，在计划中还有场漫长、像小时候那样、关于过往倾心交谈，要记下妈妈每句评论，不让任何点滴珍贵信息白白流失，终有天，会写成部家族之书。但令莫名惊讶是，妈妈对于这些怀旧之旅毫不上心，起初以她惯有柔和婉拒，最后干脆挑明：没兴趣。她反倒是在家里搞起大扫除，头件事就是把那些边沿略有磕碰老盘子丢进垃圾桶——那可是们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直在用。被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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