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其实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外祖母的葬礼——公墓的家族片区近半个世纪以来头一次张开又闭合了自己的大嘴,接纳了新的住户——刚一结束,外祖父便向妈妈坦白了一桩秘密。原来,他有过另外一个女人。他请妈妈对这件事冷静看待,心平气和地讨论将来的打算。事情可以得到圆满解决:妈妈可以搬到澡堂胡同的房子里去,那里供孩子玩耍的空间比波克罗夫斯卡的公用住宅大;而外祖父和他的女友刚好可以搬到公用住宅里去。外祖父谈论这些事情的语气完全是就事论事的,连同其余的好处:他的女友现下没有工作,完全可以照顾年幼的我——她非常喜欢孩子。
这些事我是很多年后才支离破碎地听说的。而在此前,我所得到的关于外祖父母死因的回答总是和世界秩序一样一成不变,其忧郁的对称曾一度令我深感迷惑:外祖父死于肺炎,外祖母死于心衰。这两种病听上去都令人似懂非懂,因而更显得异常可怕,肺和心脏由此成了我幼小意识中最为重要的人体器官,非但足以决定生死,而且动辄便要背信弃义地发炎或衰竭。我至今仍记得那种猝不及防的惊天逆转带来的惶惑与可怖,当十七岁的我第一次听到父母向我透露事情真相时。这个故事本身便是可怕而疑窦重重的,无法提供任何答案,但最艰难的还是讲述过程本身,我的父母显然极不情愿推开那扇锈在滑轨上的铁门,露出那个向外喷吐着非人寒气的黢黑窟窿。他们无法回答我的问题,甚至于最简单的那个:那个女人是谁?他们同样一无所知。在当年的1974年8月,妈妈愤然拒绝与她见面,不愿意接纳这个挤占廖尼亚对廖利娅思念的不速之客。三个月后,廖尼亚本人也沉入了黑夜,连同他的规划,他那鞋刷毛似的胡子茬和那些忧郁、好笑的幽默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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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利娅和廖尼亚,在我脑海中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和他们的名字一样,如此完美而又平等地相互补充着。他们那不无孩子气、充斥着感叹号和省略号的通信是于1934年写下的,那时的生活还显得十分笨重而耐久,每去一趟达洽都要大动干戈,运送家具、手提饭盒、衣服箱子、煤油炉和茶炊的马车队在凌晨的莫斯科鱼贯而行,但没有一个人会觉得麻烦,仿佛理应如此。曾祖辈郑重其事的生活方式还多多少少站得住脚,尽管也出现了一些新风尚和露水鸳鸯式的偷欢。廖尼亚向廖利娅提出求婚并得到了应允,但也有一些附加条件。他们遵守了承诺,没有急于要孩子;正是青春燃烧的岁月,穿插着旅行、疗养、海滨度假;在山区拍摄的照片上,旅行者在镜头前摆着姿势,一辆黑色的甲壳虫轿车,一袭蝶舞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