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夜半。这个点的电话铃声总会令人心惊肉跳,特别是当它乍响在公用住宅黑黢黢的腹地里时。公用电话机放在墙边的搁架上,焦急而执拗地等待人们披上衣服跑过去。听筒里的声音稀奇古怪,数十年之后,父亲已经很难用言语描述它了:那声音沙哑,既像吧唧嘴,又像沟渠流水,说道:“孩子他姥爷要去了,赶紧来一趟。”父母便去了。房间里(具体哪个不记得了),睡着年仅两岁的我。仅仅四个月前,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妈妈的妈妈没了,年仅五十八岁。
那栋房子位于澡堂胡同,周围全是一模一样的二层小楼,在漆黑的夜里很不好找。门开了,一位穿衬裙的女士在暗弱昏黄的灯光下迅速闪到一旁。屋内是一个房间和一张床,床上,在一堆被褥中间,躺着魁梧的外祖父,光着身子,已经断了气。遗体上覆满了蓝色斑块,房间里所有的灯都亮着。
外祖父年纪也并不大,只有六十二岁。几年前,他和妻子搬进了这栋属于他们自己的合作社住宅;外祖父建设性地参与了住宅建设,在小楼前的一长条空地上种上了丁香花,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栽了一排状如鲱鱼的钻天杨。后院也如法炮制,妈妈说,这些树木会让外祖父想起南方——他是敖德萨人嘛。如今,钻天杨环绕在小楼周围,小楼内却已人去屋空,如同藏在金字塔里面的空盒子。外祖母生前采回的一束不知名的野花蒙上了灰尘。存放着外祖父存折的那个抽屉空空如也,存折到哪儿去了,妈妈也不知道。给警察局打了几次电话询问案子进展,警方承诺调查清楚并回电,最后终于等到了唯一的一次答复:他们建议我的父母不要再继续追究此事,以免事情变得更糟。真是奇怪,怎么可能还会更糟?
那是我们家族的转折之年,家族从此失去了长者。随着外祖父母相继故去,我的母亲扮演起了牧羊人的角色,开始率领这一小群构成奇特的羊群:除了少不更事的我,还有两个九十岁的老太婆——太姥姥别佳和太姥姥萨拉,两人总是相互报以礼貌的冷漠。如今她们必须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个独子,一个独女,原本是某种保温材料,柔软可感的衬垫,放置在她们与刮着莫名其妙的穿堂风的新生活之间——却突如其来地相继去世。有人说,随着父母去世,将我们与死亡隔开的最后一道屏障便破碎了。而子女的去世对两位太姥姥的损失更甚,死亡如今从四面八方朝两位耄耋老人围堵而来。
父母心知肚明,外祖父是被人谋杀的。但没有人知道,杀人者是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在那栋不详的住宅里究竟包藏着怎样的阴谋,外祖父这样一位平和良善之人又是如何卷入其中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