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规律相叠加的结果。而她试图反抗的正在于此，而且，我想，她自认为赢得了这场战斗。《人生？如戏？》并非这一胜利的证明，而是胜利本身，战场本身，是被攻克的堡垒以及769幅水粉画的宣言书。但尽管如此，它通常不被视为客体，而被视为材料，供人们酌情选用、随意删减；不被视为成就，而被视为证据，被引用于各种总结性文本；不被视为结果，而被视为未完成的承诺——简而言之，被视为一份人生记录。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解读更远离现实的了。
最近几年论述夏洛特的几乎所有文字，都在提醒我们提防一种明显的威胁，即将其作品视为牺牲品留下的死亡纪事。于世界末日前夕在蔚蓝海岸边用图画写下的德国轻歌剧，所讲述的并非屠犹。这需要读者为之付出专门的努力，即面对萨洛蒙的作品时，对于隧道尽头的奥斯维辛需要既铭记又忘却，既知晓又不知晓。就像《人生？如戏？》的画页上蒙上了一层写有文字的描图纸一样，我们可以透过描图纸隐约看见图画，但与此同时，可以在任何时候揭开这层过滤纸，直面纯粹的色彩。
1941年夏，夏洛特·萨洛蒙对自己的幸运感激涕零，自视为为数不多的逃离灾难之人。在她的文字中，除了最开始的“故事发生于1913—1940年的德国，后转至法国尼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时间标记：“在天与地之间，在公元后，新救赎元年。”诺亚及其儿子们完全有可能如此描述彼时彼地的自我感受。萨洛蒙也是如此看待自我及自我命运的。已知的世界终结了，连同一切她所爱或所恨之人，他们都死了，消失了，沦落天涯。而她仿佛是新土地上的第一人，蒙受了意外的、无法描述的恩情，被赐予了全新的、得到救赎的世界。“泡沫，梦境，我的梦境漂浮在蓝色海面。是什么让你一次次地从这样的疼痛和痛苦中塑造自己？是谁赋予你这种权利？梦啊，回答我，你为谁服务？你为何要拯救我？”
战争一结束，夏洛特的父亲和继母就来到威利弗朗斯-苏梅镇，寻找一切与女儿相关的痕迹，传言，证据。一个布包被交到了他们手中，洛特（家里人这样称呼她）曾对自己的友人说：“这里有我的整个生命。”无独有偶，米普·吉斯[3]也是这样向集中营幸存者奥托·弗兰克转交他的女儿安妮的日记的。更为奇特的是，这些事情彼此相隔如此之近，简直触手可及：夏洛特的父亲艾伯特·萨洛蒙和妻子战争期间就躲在阿姆斯特丹，离弗兰克一家不远；弗兰克第一个向他们展示了女儿安妮的日记，又过了一段时间，两家人又一起商定了如何处理夏洛特的画作。我几乎能够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