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回到这个村镇，这里，而不是回到卡奈利、巴尔巴莱斯科或阿尔巴，有一个理由。我不是生在这里，这几乎是肯定的；我生在哪里，我不知道；在这些地方没有一栋房屋，没有一块土，没有一些骨头(1)，我可以说“这是我出生前的样子”。我不知道我是来自丘陵还是来自谷地，来自森林还是来自一幢有阳台的房子。将我留在阿尔巴的大教堂的台阶上的那个女孩，也许也不是从农村来的，也许是一座宫殿的主人的女儿，或许是两个穷妇人将我装在采葡萄用的篮子里带到那里的，她们来自蒙提切罗，来自奈伊维，或者为什么不是来自克拉万扎纳？谁能说出我是由什么肉做成的？我走遍了世界，足以知道所有的肉都是好的和彼此相同的，但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人疲倦了，于是努力扎下根，为自己创造土地和家乡，以便使他的肉有价值，并忍受某个比季节的一次普通转换更多的东西。
如果说我在这个村镇里长大，我必须要感谢维尔吉利亚，感谢教父(2)，所有这些已经不在了的人，虽然他们抱了我并养大我，只是因为亚历山德里亚的医院付给他们每个月的费用。在这些山丘上，四十年前，有些被罚下地狱的人，他们为了要看见一块银斯古多，就在他们已经有的子女之外，使自己负担起医院的一个私生子(3)。有人领养一个女孩，为的是以后使自己有个用人并且能更好地使唤她；维尔吉利亚想要我是因为她已经有了两个女儿，而当我长大了一些时，他们希望能够进入一座大农场大家一起劳动并且过得好。教父当时有加米奈拉的小房子——两个房间和一个牛圈，山羊和长着榛子树的河岸。我和女孩们一起长大，我们相互抢玉米糊，我们睡在同一张床垫上。大女儿安乔利娜比我大一岁；只是在十岁时，冬天里，维尔吉利亚去世时，我才偶然知道我不是安乔利娜的弟弟。从那个冬天开始，懂事的安乔利娜就不得不放弃和我们一起在河岸上和树林里转；她操持着家，做面包和奶酪，她去市z.府取我的那个斯古多；我对朱利亚吹嘘说自己值五个里拉，对她说她结不出任何东西来，并且问教父为什么我们不再领一些私生子来。
这个时候我知道我们是些穷人，因为只有穷人才养医院的私生子。在这之前，我上学的时候，别的孩子说我是私生子，我以为这是个和胆小鬼或流浪汉一样的名字，就立即也这样回答他们。但我已经是个长大的男孩，市z.府不再付给我们那个斯古多了，而我还没有很好地明白，不是教父和维尔吉利亚的儿子就意味着我不是生在加米奈拉，不是像女孩们一样从榛子树林下或从我们的山羊的耳朵里钻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