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还是有话可说。
1000多年前,哲人奥古斯丁在阐述解释自己时,曾经说过句惊世骇俗话:“本身出问题。”是,人在与世界对抗中,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最不解,还是自己本身。个人在他写作中所描绘绝对真实,就像是尘世中绝对公正、自由和完美那样荒唐。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着完美东西,任何存在物,不管它是实,还是虚,都是有着缺陷。最热切决心,最坚定信念,最确凿事实,从开始就是不可能。写李鸿章,也面临同样问题。觉得难度最大点是,们如何擦亮自己眼睛——在很多时候,最容易忽略点就是,这个世界清晰程度,取决于们眼睛,们立场本身。不可否认是,假如们自己视觉出问题,或者是们立场出现问题,那们看到,就不会是真相本身,而是扭曲东西。
在写作李鸿章过程中,曾认真地阅读梁启超《李鸿章传》,这样阅读让异常吃惊。吃惊是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异常准确把握;也吃惊为什后来竟会对这样准确把握进行着全盘颠覆。
直认为,如果要列举中国文化个最致命软肋话,那就是它直缺乏真正意义上反思和忏悔,缺乏这种忏悔精神和习惯。这样反思和忏悔,应该是与人自身那种具有无限深度自省相连。而在绝大多数问题上,这个民族很容易坠入情绪蛛网,坠入是非纠葛之中;即使是反思,也只是那种浅层次、种情绪和功利总结,很少有那种真正、平和而有深度地对于内心和人性挖掘和警惕。而且这样思索又极容易受到各种各样派别、立场、权力或者别有用心阴谋左右。这样状态,使得们在五千年不算短文明史中不断地犯着同样错误,缺少实质性进步和飞跃。
前段时间看余华《兄弟》。这部轰动小说曾经引起广泛争议,但却直对它看好。觉得《兄弟》最成功点在于它揭示们曾经荒诞以及正在延续荒诞。们能够意识到历史荒诞性,但们却意识不到现实荒诞性。这样缺乏,是因为们对于现实缺乏足够警觉,也缺乏种由思想高度所拉开距离,以及对历史和幻象应该保持冷静。余华提醒们,提醒们丑陋和荒诞,并提示们反思。这样情形,就如同君特·格拉斯《铁皮鼓》或者卡夫卡《变形记》样。
中国近代思想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迅速,它必须在极短时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来发展过程,这还不包括西方近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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