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的人生是没有理由考上大学的。
年底四叔又回家探亲时，我低着头对他说了我没有考上大学后，四叔笑了笑，接着道：“要么还跟我去厂里做工吧。”
我很坚决地说：“我下年想当兵。”
后来，我果真当兵了。
进城了。
退伍了。
退伍后，因为自己热爱文学又被部队招回军营提了干，并且找了个城里姑娘成了家。结婚时我给四叔写了一封信。在四叔的回信中，四叔说了许多恭喜的话。而他反复在信中强调的，是让我“好好过日子”。说人生重要的，莫能超过“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了”。这时是一九八四年，我对文学的热爱如同爱我的妻子般，对小家庭的眷恋也如同眷恋我的写作般。虽然发表了几篇小说的习作，种下的却是成名成家、出人头地的膨胀欲望和贪念。为了在河南开封的《东京文学》上发表一篇小说，我曾经提前数天，伙同两个战友，把商丘军营花房中养的盛开的茉莉偷出来，育在我宿舍的窗台上。到了周末，抱着那盆几十斤重的大花盆，从商丘火车站不需验票的偏门走进去，把花盆放在火车车厢的过道里，自己一会儿从这节车厢走进那节车厢里，一会儿又闪进厕所躲着查票的列车员。待终于过了两个半小时，火车停在开封车站后，便匆匆抱着花盆下了车，不是严正地验票出车站，而是沿着铁路一直向前走，直到走进一片庄稼地，然后再从庄稼地里走进古都开封市，和妻子去见面，也和妻子一道抱着那盆花，送到《东京文学》的一个好友编辑家里去。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对家庭和文学的投入和狂热，让我不去顺理思忖“乡下的日子”和“城里的生活”那问题，也不去辨析自己成家立业后，过的是“日子”还是“生活”那问题。所以，四叔写信让我完婚后“一定把日子过好”的话，我并没有深究和思虑，只把它当成了长辈的一般交代和嘱托，也没去想四叔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过好日子”的话，更没有去想，那些年四叔的生活是“生活”还是“日子”的区分和混淆。直到有一天，我出差拐回老家里，四叔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才知道四叔退休了，知道四叔已经五十八岁了。他退休回来由女儿素苹接了班，而他自己完全从新乡回到老家赋闲在那一隅村落和院里。
那时候，四叔的五十八周岁退休在家像一湾河水突然地掉头逆流一样，让我觉得唐突到无法相信和接受。我不敢相信，原来在工厂行走生动、时常加班的四叔已经将近六十岁。不敢相信，原来满头乌发的四叔竟是满头白发了；原来说话声音洪亮、满面红光的四叔，这时说话有些气喘了，脸色也有些萎黄了。这让我想到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