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的火车站，直到今天也谈不上繁华和现代。三十年前，那就更不用说什么现代繁华了。在城中心的一隅里，候车大厅如一个没有码满货物的库房样，凌乱的铁木候车椅，有的完整无缺，有的折损残破，不是断了铁制的椅腿，就是少了椅座上的靠背。我和四叔及书成哥哥在那儿坐一会儿，四叔去给我买了一包饼干，让我在车上饿了吃，然后我们就提前进站了，为的是怕我匆忙漏了车，还希望我早人一步先上去，也许能占一个座位打瞌睡。
火车站里虽然冷清空旷，宛若荒野，但铁轨却是成双成股地如麻花样在夜里扭着和摆着。每两股火车道间砌下的站台，都是水泥石礅垒制的，破损的边沿，如乡村田地陷塌了的埂。月亮是着月牙状，忘记是上弦还是下弦了，只记得它明亮朦胧，匀速走动，时而在了云后边，时而又躲着游云走在浮空里。这时候，乳白的光亮，凉爽有趣地洒在道轨上，宛若是清水浇在匀美的柳枝杨条上。有一股机油的味道，浓烈亲切地从那道轨线上弥上来，漫在站台上，如朝气散步在晨时的光明里。站台上的灯，月亮出来时，它就知趣地暗下来；月亮隐去时，它又晓理通达地亮起来。我们叔侄三个，站在月台中间的空荡中，借着那灯光，也借着那月色，彼此都看着，也扭头看着天空、铁轨和闲散伏卧在远处黑魆魆的几节货车厢，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一些啥。直到广播中唤叫着我要乘坐的那列火车马上要进站，似乎才意识到，我要和书成哥、四叔分手了。我要去求取一桩惘然、不可能的功名利禄了。这时候，大家急起来，如同想起来，还有许多话要说、许多事要做，不说不做就仿佛再也没了时辰机缘了。哥哥提着我的行李，一再地在站台边上走来和挪去，好像他知道某一节车厢会停在哪一段、车门会在哪儿打开一样，所以他要恰好准确地找到那节车厢的开门处。而四叔，什么都是经了思考准备好了的，却又像忽然因为火车要来了，才猛地想起般，从口袋中取出零零碎碎，却叠得齐齐整整的一沓儿用书纸包了的钱，慌慌忙忙朝我手里塞着说，那是一百元，让我拿回去给我父亲或母亲；说我走得急，无法去矿上结账取工资，那一百元是他给他的哥哥、嫂嫂的；说他从不到二十岁到水泥厂里做工人，二十几年月月有工资，却很少给过他的大哥、二哥一分钱；说这是他给我父母，他的哥嫂的补贴和零花；说待到了月底后，他再把我的工资全部领出来，到了年底他回家过年时，把钱如数捎回去。
我当然不能接了四叔的钱。他虽是在外有工作的人，是被我曾经看作的一个城里人，可在我跟着四叔干活的两年间，我用将近七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