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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有个线上栏目，叫“二十个问题”。开头十个都像是正经采访：你觉得最被高估的作家是谁，最被低估的是谁，最难写的主题是什么，度假的话带什么书；后十个，神色一变，逼你快问快答：T.S.orGeorge（你喜欢T.S.艾略特，还是乔治·艾略特），萨特or加缪，普鲁斯特or乔伊斯，克瑙斯高or费兰特。后面这些选择题会为来宾微调，但背后的逻辑优雅、简明、通彻到像个一流的数学公式：你就是你的好恶。为偏心而奋斗终生。
每次采访对象只要名字见过，我都自动把链接打开。在一个时时刻刻排山倒海而来的文学世界里，这种简化了的景致让人安心，像是一条林荫道，左右左右排出去的二元对立，通向一个文人的灵魂。就我个人而言，好像有生之年大半的用功都是为了能多回答几道这样的选择题，或者是我隐约认为，只要有底气回答得了足够多这样的问题，就算懂文学了。
从TLS的那套问卷里也看得出，有些or是大过另一些or的，类似你碰到一个球迷，或早或晚总得知道他觉得是梅西好还是C罗好，如果意见相左，那半夜还是不要约出去看球了。不管是纸上还是纸下，我的文学相亲里，看能否和对方共度余生，也有个终极问题—已经不算是选择题了，因为你很难给他找一个相称的对手—“你喜不喜欢纳博科夫？”
八十年代刚开头，金斯利·艾米斯给最要好的朋友写信，菲利普·拉金，基本上就是在问这个问题：“你怎么看纳博科夫？好啦，去他娘的！美国文学一半的问题就出在他身上……这一边也有不少笨蛋被他整昏了头，还有—或许你也想说，是包括—我的小马丁。”马丁·艾米斯从来不讳言，自己的书父亲一直读不完，他最好的一本《金钱》（Money），金斯利读到一半把小说甩到书房另一头。
虽然没有类似的父子情分要顾念，但很多作者我还是会周期性地重新检讨自己对他们的厌恶。有些名家，就是越嚼越咽不下去，没有办法。比如奈保尔。想起去年看到亚历克斯·比姆（AlexBeam）出了本书，叫《宿怨》（TheFeud），讲纳博科夫译奥涅金，恩人、挚友艾德蒙·威尔逊说他乱翻，纳翁要面子，反目成仇。里面突然奈保尔插话，叫嚣：“纳博科夫那算什么风格？都是假的，把注意力都吸引在语言上。美国人就爱这样。那么些个好看的句子。有什么用？”
事态已经很明朗了。金斯利不喜欢儿子写的东西，恨的是马丁趣味里的那个纳博科夫；而我无福消受奈保尔，一定是他文学里的那份“反纳博科夫”倒了我的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