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话,觉得依然如此。甚至可以说,对于初中和高中学生这样年轻代,抑或是年纪虽大,但是头脑还年轻人们来说,越来越有广泛解日本这个国家历史,也就是那些战争历史必要性。
这样想理由,首先是因为刚刚所讲,在世界经济不景气时候,正如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样,2009年日本人也在主观上产生某种危机意识。另个理由则在于,围绕着73年前制定《日本国宪法》,如今护宪与改宪双方正在展开激烈争论。在序章“战争与社会契约”这节中,提到卢梭理论。他认为,对于战争中国家,其终极目标就在于改写敌国宪法,也就是国家存续所仰仗社会基本秩序。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就按照占领军要求改写《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其中所体现天皇制,以新《日本国宪法》与象征天皇制取而代之。
那,为讨论宪法修改问题,就有必要把1945年8月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前提进行思考。在《朝日新闻》2015年春天进行有关“日本开战原因”舆论调查中,对于“目前为止本国追究与阐明是否已经足够充分”这个问题,尚有65%人选择“还不充分”(《朝日新闻》2015年4月18日晨间版)。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那场战争还留有诸多有待解释和定义问题。
刚刚已经提到,这本书是为年轻人所写。不过,对于过去日本利用日俄战争回忆,来将“九八”事变正当化这种做法,即利用过去战争观念与历史,为新战争进行背书行为,是值得包括中国人民在内世界各国人民警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太平洋战场上,日军既没有制海权也没有制空权,作为对手美军则拥有压倒性技术优势。但是,中日两国于1931年之后在中国东北与华北平原上展开战斗,则大部分是士兵之间面对面杀戮。日军给中国带去惨祸,自然罄竹难书,而很多日本士兵也因此患上严重战争神经症。近年来,吉田裕《日本军兵士》与中村江里《战争与心理创伤》等研究,很好地揭示这些事实。
当时身在中国日军士兵与军官之中,也有不少人对于中国有着很深理解。日本从明治初年开始施行义务兵制,到1943年甚至废止对于学生暂缓征召制度。因此,像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学习研究中国文学武田泰淳(1912—1976年)这样人被征召进军队例子,也并不罕见。
武田在他所写《司马迁》序文中,这样写道:“对于《史记》思考,始于昭和十二年踏上战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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