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话，我觉得依然如此。甚至可以说，对于初中和高中学生这样的年轻一代，抑或是年纪虽大，但是头脑还年轻的人们来说，越来越有广泛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也就是那些战争的历史的必要性了。
我这样想的理由，首先是因为刚刚所讲的，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人一样，2009年的日本人也在主观上产生了某种危机意识。另一个理由则在于，围绕着73年前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如今护宪与改宪双方正在展开激烈的争论。在序章的“战争与社会契约”这一节中，我提到了卢梭的理论。他认为，对于战争中的国家，其终极目标就在于改写敌国的宪法，也就是国家存续所仰仗的社会基本秩序。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就按照占领军的要求改写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天皇制，以新的《日本国宪法》与象征天皇制取而代之。
那么，为了讨论宪法的修改问题，就有必要把1945年8月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前提进行思考。在《朝日新闻》2015年春天进行的有关“日本开战的原因”的舆论调查中，对于“目前为止本国的追究与阐明是否已经足够充分”这个问题，尚有65％的人选择“还不充分”（《朝日新闻》2015年4月18日晨间版）。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那场战争还留有诸多有待解释和定义的问题。
刚刚我已经提到，这本书是为年轻人所写的。不过，对于过去日本利用日俄战争的回忆，来将“九一八”事变正当化这种做法，即利用过去战争的观念与历史，为新的战争进行背书的行为，是值得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警惕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太平洋战场上，日军既没有制海权也没有制空权，作为对手的美军则拥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但是，中日两国于1931年之后在中国东北与华北平原上展开的战斗，则大部分是士兵之间面对面的杀戮。日军给中国带去的惨祸，自然罄竹难书，而很多日本士兵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战争神经症。近年来，吉田裕的《日本军兵士》与中村江里的《战争与心理创伤》等研究，很好地揭示了这些事实。
当时身在中国的日军士兵与军官之中，也有不少人对于中国有着很深的理解。日本从明治初年开始施行义务兵制，到1943年甚至废止了对于学生的暂缓征召制度。因此，像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学习研究中国文学的武田泰淳（1912—1976年）这样的人被征召进军队的例子，也并不罕见。
武田在他所写的《司马迁》的序文中，这样写道：“我对于《史记》的思考，始于昭和十二年踏上战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