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伊万·佩斯捷利写
封措辞激烈
信，抱怨本应在1809至1811年间送往伊尔库茨克省1100名男性流放者只有625人到达；490人仍留在托木斯克省，其中180人定居在那里，220人因为病得过重而不能继续前行，而其余人因为被分配到当地工厂工作而留在那里。虽然科佐达夫列夫承认生病流放者确实可以留在托木斯克省由当地人照顾，但他指出：“这个借口让很多身体健康人被留下来。”5年后，抵达东西伯利亚流放者不到原定人数半。调查显示，“年龄和体力条件最好人”留在许多俄国欧洲部分省份和某些西伯利亚省份，在那里充当劳工。在这些地方近10年苦役生涯摧毁他们健康，然后他们才会被发送到伊尔库茨克。12
大多数罪犯是从遥远俄国欧洲部分省份走到指定地点，这段路途要花费2年时间。但是，如果他们在途中生病并接受治疗，路程则可能耗费多达3年时间。有些罪犯甚至花四五年时间。当局担心，如果被判处服苦役罪犯苦役是从定罪那刻算起，那
他们或许会在前往流放地途中故意拖拉，并想方设法地在沿途医院消耗刑期，以拖延到达矿山或工厂日子。因此，当局规定，苦役犯到达在西伯利亚最终目地后，他刑期才开始计算。个罪犯用八年时间走到伊尔库茨克，但在他终于进入监狱工厂那刻，他八年刑期才开始。13
流放途中恶劣条件必然地损害罪犯及其家人健康。位巡视员在1802年报告，病人和孕妇坐着木质马车（телега）追随着流放队伍，“他们境况很可怜、很危险……有些人死在途中，妇女在马车上生产”，这些病人和孕妇接受治疗“很随便”。系列疾病侵扰着沿西伯利亚大驿道行进流放者：发热、鼻黏膜炎、风湿、肺炎、肺痨、镣铐造成溃疡、污物造成皮疹以及住房过于拥挤造成斑疹伤寒症。据估计，在所有向五千千米以外东西伯利亚行进流放者当中，三分之人需要在沿线军医院和医疗站治疗和康复。位记者写道：“他们来时筋疲力尽，过早地衰弱，染上不治之症，忘记自己手艺，并且变得非常不习惯于劳动……”14
17和18世纪出现这样个惯例，即流放队伍会在途中村庄过夜。人数较少队伍可以寄宿在农民屋舍和谷仓，人数较多队伍有时不得不在室外睡觉。当地农民既要负责守卫流放队伍，还要养护队伍途经道路和桥梁。1804年，西伯利亚总督伊万·谢利丰托夫在给首都报告中强调，为让流放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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