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陷入战火逼近恐慌中。
杨静远在二00三年出版《让庐日记》里记述她早期受吸引,觉得z.府已经“彻
底腐败”,必须改组,左派同学借给她《延安月》和《西行漫记》,使直用功读英美文学作品她说,“必须看它,得抓住每个认识**党机会。”父母苦口婆心随时劝她先读书,不要冲动卷入政党之中,“政治和恋爱很相像,相处久,就不能脱身。”她从武大毕业后,父母全力助她去美国密西根大学英文系深造,但是她在“解放”浪潮下,因爱情径自放弃学业,回来建设新中国。五十年后她将当年两地情书结集出版《写给恋人——1945-1948》(河南人民出版社,九九九年)。
那年在北京看到她与恋人严国柱(武大工学院,与大学四年同届),知她生在爱情中是幸福。但是她父母所受政治迫害,那般惨痛也许是难于释怀吧!二00二年她主编《飞回孔雀——袁昌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当详细地叙述袁老师晚年极悲惨遭遇:在校园扫街,被逐回乡,年老孤身寄居亲戚家,她自称为坐“山牢”岁月,孤凄至死。令这当年受业学生泪下不已。
也想到亲自召见劝转入外文系,慨然担任指导教授朱光潜老师。台湾开放回大陆探亲初期,在武大校友通讯《珞珈》读到位王筑学长写《朱光潜老师在十年w.g浩劫中片段》中得知,四年“牛栅”生活之后,九七0年朱老师被遣回北京大学联合国数据翻译组,继续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扫地和冲洗厕所之外,可以摸到些书本。有天在西语系清扫垃圾时,偶然从乱纸堆中发现自己翻译黑格尔《美学》第二眷译稿,那是他被抄家时给当作“封、资、修”东西抄走。重见这些曾付出心血手稿,如同隔世,幸得组长马士沉取出掩护,他在劳动之余,得以逐字逐句推敲定稿,并且译出第三卷,w.g后得以出版。在这方面,朱老师幸运多。九八九年钱穆先生到香港新亚书院演讲,重晤朱先生,原也想去香港得以拜谒,未能成行,钱先生回台北告知,朱老师已不大认得人。
而当年以“佛日:爱如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期勉,支撑甲子岁月以上吴宓老师,也在政治迫害下,失去学术尊严。近半世纪后,吴宓老师几位已是名学者学生将他“文学与人生”大纲和上课若干讲义合辑出版,钱钟书封面题字,有些手稿是用毛笔写,中英文并用。北京大学外文系退休教授王岷原是编者之,将英文译成中文,当时已八十二岁,“面壁而坐几个月,用放大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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