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套故事也许都是《一千零一夜》的后代。一切讲故事的人都有意无意受到《一千零一夜》的启发——不一定是故事内容，而是故事的讲法，以及相信故事有影响现实的力量。这种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不为人知的。故事中的西班牙人隐约感到了这一点：他接触过摩尔人，可能也因此接触过《一千零一夜》的某些故事——尽管他尚不知自己在谈论《一千零一夜》，因为西方发现它还要等到二百年后。
在夏尔·德·高斯特的小说之后，西班牙占领下的佛兰德多多少少成为传奇想象的舞台：两个民族都气质鲜明、个性强烈，历史上竟发生过如此戏剧性的碰撞，不由得让人遐想联翩。在他人面前，我们才能更加认识自己。故事中的佛兰德人与西班牙人每每想要达成联合，想要互相理解，却屡屡以失败和遗憾告终，只除去不存于此世的圣徒（他们依据天主教“诸圣相通”的世界观，在另一个世界达到了融合），只除去幻境中的一位佛兰德女人和一位西班牙女人。在历史想象中，她们各自都是自己祖国的某种象征，各自令人唏嘘的命运仿佛互为镜像。
我不知道讲故事的人是否真的在晚期罗马教会史领域有所发现。显而易见，1940年上半年的《比利时古代历史与文献学档案》并没有类似的文章发表。也许它和其他故事一样，都是历史想象的产物。那个故事有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影子。确认爱德华·吉本的影响，就相当于默许这样一种观念：基督教的兴起与罗马帝国的衰亡密不可分，无论人们更同情哪一方。我对古代教会史了解不多，不清楚是否真有那么一个约翰教派。
我们始终不清楚雨果·凡·德·古斯最后在“红”画下了什么画。比起雨果的画，讲故事的人也许更偏爱雨果本人。他遁入森林，与吕斯布鲁克相距如此之近，也许受到了感染或者惊吓。他用自己的肉体和心灵承受了忧郁，自己走进画幅，成为了丢勒笔下闷闷不乐的天使。
这篇“文字”没有名字。我想起（或是一厢情愿地想起）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位佛兰德的扬，想起他在字里行间的许多镜像似的影子。从佛兰德油画中无所不在的凸面镜，到《永福之镜》的文字隐喻，没有什么比镜子更适合作为佛兰德的象征。没人说得清，当故事讲到哪里时，讲故事的人彻底地改变了听故事的人。他们都不再是一开始的自己。他们之间不仅产生了感情，还愿意为对方赴汤蹈火③。我不知道为萍水相逢的人冒险是否值得，也不知道冒险是否取得了成功。不过，毕竟纳粹没有赢得战争，就像佛兰德毕竟没有永远被奴役。
来访者要我答复。我必须答复。这是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