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去了一个很糟糕的大学，在于我离想考的大学只差了几分，当然这是认为自己还存有希望的理解，但命运是不会安慰你的。
我去的大学在城市的东郊，在四环路上的一个立交桥下坐小巴，大约两个小时，中途会经过炼油厂，煤电厂，还有其他的野鸡大学。我父亲失业在家，靠领低保生活。他对于供养一个在野鸡大学读书的儿子充满了愤怒，他常说，你要是能做妓女就好了。
郭仲翰是我以前的高中同学，毕业前他告诉大家他去美国了，学一个社会类学科。他一只手背上全是烫伤，鼓起如同浮雕一般，他时常把双手插在衣兜里。郭仲翰说他父母离异，卖掉一套房子，给他分了一些钱，让他得以去美国。我在大学里遇到他时，他正在取学校发的塑胶脸盆，绿色的，有巨大的粉红花朵。他看到我，一只手抱着盆，靠在楼梯上，烫伤的手迅速插入衣兜。他笑了笑，我没看过比他当时的样子，还像我爸那种中年人的同龄人了。
学校大部分人都是周围乡镇家庭出身，一头不知是黄土还是皮屑的碎渣，脸上带着深色的油脂。当时学校还没建好，运动场还是土地，有没清理干净的玉米和高粱。有次我在路过那片稀疏的玉米地时，看到一个女同学在拍照，她用手揽过一根高粱，还是黄绿色的穗子卡在下巴上。她笑嘻嘻地等着按快门，我站在给她拍照的同学身后，看着她。她朝我看了两次，后来就笑不出来了。
那件事的起因是丁炜阳告诉我们学校周围有一户养的老头，子女都在镇上。而我们几人的钱都在上一次去镇上的红灯区花光了，这个月的伙食也凑不出来。
丁炜阳说：“现在一千五一只，肉串涨价了。”
郭仲翰说：“周围不可能有养的，我就没见过。”
丁炜阳说：“他家一大群，每天五点去西边的河那放，我在那捡过钱，有去打野炮的。”
我说：“和打野炮的就是你。”
郭仲翰笑了。
丁炜阳说：“我没和打过。”
郭仲翰说：“我觉得打过。”
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我们打算偷一只去镇上卖掉。
我见过那个放的老人，在回学校的车上。一大群山，很远就能闻到粪臭。
坐小巴来回学校的路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拐角口，由于车跑得很快，我从来没有看清过，是一条能看得见地平线的路，没有尽头。我一直想有机会可以沿着那条路走一走。
我们去隔壁宿舍把他们晾衣服的绳子顺过来，为了安全起见，丁炜阳还带了他那个能装下三床被子的麻袋。然后在校门口，郭仲翰插着手走来，我们汇合了。
向着群行走时，我们穿过玉米地，郭仲翰掰下一个半熟的玉米，举到我们眼前，说：“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