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棘手。我对他说自己准备好出高价了。对我来说，这是一锤子买卖，很特殊，我需要的量不到一克。“不是‘价高’的问题，”他说，有点儿气恼，“我是说很‘棘手’。四十分钟后在查尔巴赫街四十六号见，我再细说。”
“棘手”可不是我现在想听到的。我回忆高中时的情形，阿夫里口中的“棘手的事”确实件件棘手。总而言之，我只想弄到一个大麻花苞，甚至只要一支烟卷，这样就能和那个为我的笑话发笑的漂亮姑娘一起抽烟了。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脑力应付犯罪团伙或住在查尔巴赫街上的什么家伙。阿夫里在电话里的语气足以让我神经紧绷，他还说了两遍“棘手”。等我到了约定地点，他已经在等着了。他头上还戴着骑小摩托时戴的头盔。“那家伙，”他站在台阶上气喘吁吁地说，“我们现在要去找的，是个律师。我的朋友每周为他打扫房间，但她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拿到医用大麻。他得了某种可怕的癌症——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部位——他有处方，每月可以开四十克大麻，但他几乎抽不了。我托朋友问他是否能让一点出来，他说他愿意谈谈，但坚持要我俩都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给你打了电话。”“阿夫里，”我对他说，“我问你要一颗大麻花苞，但我不想和一个素昧平生的律师做什么d品交易。”“不是交易，”阿夫里对我说，“不过是有个人想要我俩顺道去他的公寓谈谈。如果他向我们提的条件不怎么样，我们立马走人，切断联系。再说了，今天肯定不会交易。我身上一个新谢克尔都没带。最多就是把条件谈妥。”
我还是感觉不妙。不是因为觉得会有危险，而是担心场面会令人不愉快。我应付不来尴尬的局面。和不熟悉的人坐在陌生的房子里，沉重的气氛隐约显现，那会让我难受极了。“到了，”阿夫里说，“上去吧，两分钟之后你假装收到短信，不得不离开。别让我一个人去。他说了两个人都要现身。跟我一起进去，不然我一个人白痴似的出现，要不了一分钟就得谈崩。”情况依旧不对头，但阿夫里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再拒绝那就是十足的软蛋了。
律师姓科尔曼，至少门上是这么写的。那人其实身体蛮好。他给我们各倒了一杯可乐，放了柠檬片，加了冰，好像我们是在酒店大堂。他的公寓也很不错：明亮，气息怡人。“你们看，”他说，“我一小时后要出庭。一起交通肇事逃逸的民事诉讼，被撞的是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司机只判了入狱一年，现在我代表小姑娘的父母向他索赔两百万。他是个阿拉伯人，就是撞了小姑娘的那个，但家境很好。”“哇哦，”阿夫里一副洞悉这位科尔曼话中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