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里的每个人都转头打量我。我的脸都羞红了，只能瞪着贝蒂阿姨的水罐发呆。我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但不见得是最坏的事。随后，有个医生过来了，火冒三丈，又和裘波莉小姐互相比画手势。姊妹教友们都扭回头，再次凝视唱诗本，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
医生和裘波莉小姐把我带去一间冷冰冰的小屋子，里面摆放着各种仪器，然后让我躺倒。医生用手指拍打我，这儿那儿的，还摇晃着脑袋。
那时候，真的是安静啊。
我母亲也来了，似乎搞清了状况。她填了一张表格，又给我写了一张字条。
亲爱的珍妮特，
没什么大毛病，你只是有点聋。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呢？我要回一趟家，把你的睡衣带来。
她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独自留在这里？我开始哭。我母亲好像吓坏了，赶忙从手袋里摸出一只橘子塞给我。我剥橘子皮是为了安抚自己，眼看我镇定下来，大伙儿面面相觑，又都走开了。
自我出生以来，总以为世界是以简单明了的规则运行的，像是一个放大版的我们镇的教堂。现在我却发现教堂本身也挺让人困惑的。这是个问题，但我不想为它耗上很多年。当时的问题则很简单：我究竟会怎样。维多利亚医院又大又吓人，我唱歌却唱不出调儿，因为我听不见自己在唱什么。除了几张牙医广告和X光机器使用手则，就没别的可读了。我想用橘子皮搭一座小冰屋，可橘子皮老往下掉，就算乖乖竖起来了，我还是找不到别的东西扮演爱斯基摩人，我又不得不编出一个“爱斯基摩人怎么被吃掉了”的故事，可那只会让我显得更悲凄。扮家家就是这么回事儿，你总会被卷进去。
我母亲好歹是回来了，有个护士帮我套上睡衣，再带我俩去了儿童病房。那地方太招人恨了。墙壁涂成病怏怏的粉红色，所有窗帘上都有小动物。当然不是真的小动物，而是毛茸茸的小东西在玩彩球。我想到了刚刚被自己编进凄惨故事里的海象。它很邪恶，吃了爱斯基摩人，但它起码比这些玩意儿要强。护士已经把我的冰屋扔进了垃圾桶里。
我没别的事可干，只能静静地躺着，凝神思索自己的命运。几个小时后，我母亲又回来了，带来了我的《圣经》、圣经联合协会出的彩色图书，还有一块塑像黏土，却又被护士收走了。我气得扮鬼脸，她就在卡片上写着“不好，可能吞咽”。我看了看她，也写了一句：“我又不是想吃它，我想捏它。再说了，黏土没有毒，说明书上写着呢。”我还朝她扬了扬黏土小盒。她皱着眉，摇摇头。我转向母亲求援，可她正忙着龙飞凤舞地给我写一封长信。护士开始整理我的床铺，把冒犯她的黏土腻子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