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斯坐在约瑟夫大街剧院后台入口处的一把硬椅子上。午场演出结束后，他把自己的名片递进去，叫人给安娜·施密特送去，在名片上他标明了“哈利的一个朋友”。一道由小小窗户连成的拱廊，窗户上垂着带花边的窗帘，窗内的灯光次第熄灭，这表明窗户后面的艺术家们正在收拾东西回家，去喝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吃一个没有黄油的面包卷，好让他们有力气再进行晚场的演出。这里就像是摄影棚里搭出来的一条小街。尽管在室内，他也很冷——即便对一个穿着厚外套的男人来说也是如此，于是马丁斯站起身来，在那些小小窗户下面来来回回地踱着步。他说，他觉得自己像吃不准朱丽叶家的阳台是哪个的罗密欧。
他有了时间思考：他现在已经平静了，马丁斯相对于罗洛占了上风。当其中一扇窗后的灯熄灭，一位女演员下到他正在踱步的走道上来时，他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对这一切已经受够了。他在心里想，库尔茨是对的，他们都对。我的举动就像个浪漫的傻瓜。我就只跟安娜·施密特说上一句话，一句表达同情的话，然后我就收拾行李走人。他跟我说，他已经把克拉宾先生那摊子事给忘得差不多了。
头顶有个声音喊了声“马丁斯先生”，他抬起头来，看到一张脸正在他头顶几英尺的地方透过窗帘望着自己。我后来又一次讽刺他，说他把喝过的酒给弄混了时，他肯定地向我解释说，这不是一张美丽的脸。这只是一张诚实的脸，深色头发，眼睛在当时的灯光下看起来是棕色的，前额宽阔，大大的嘴巴并不试图让人觉得妩媚。在罗洛·马丁斯看来，眼前的景象没有散发出任何危险的气息：不是那种突如其来的一刻，飘来一阵发香或是一个单手叉腰的撩人姿态，就此改变了生活。只听她喊道：“请你上来好吗？右边第二个门。”
这世界上有那么些人——他小心翼翼地向我解释道——会让人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跟他们在一起令你有说不出的自在，因为你知道自己永远、永远也不会有危险。“安娜当时就是这种人。”他说。我不知道他话里的“当时”是在刻意强调还是并无所指。
跟大多数女演员的房间不同，这间里面几乎没有任何陈设，没有装满衣服的衣柜，也没有摆得乱七八糟的化妆品和油彩，只有门背后挂着的一件晨衣，一件搭在唯一的安乐椅上、马丁斯认出来她在第二幕中穿过的毛衣，一小听用过一半的油彩。茶壶在小煤气炉上嗡嗡地低声哼鸣。她问：“要来杯茶吗？有人上个礼拜给了我一包茶叶——知道吗？有时候美国人在首演之夜不是朝舞台上扔花，而是扔茶叶。”
“我来一杯吧。”他答应道，可其实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