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像一块在油腻腻的餐厅吃下而只消化了一半的肉。眼睛粘在一起，满嘴泥沙。我站起来，咚咚咚走到客厅，把电话拿起来说：“别挂断。”
我放下电话，走进浴室，用冷水拍脸。窗外有什么东西咔嚓、咔嚓、咔嚓地响。我茫然地看外面，看见一张没有表情的棕色面孔。那是一周来一次的日本园丁，我叫他“狠心的哈瑞”。他正在修剪金钟花矮树——按照日本园丁剪金钟花树的方式。你问了四次他才说“下星期”，然后他在早晨六点钟光临，在你卧室窗外修剪。
我把脸擦干，走回电话边。
“什么事？”
“先生，我是坎迪。”
“早安，坎迪。”
“夫人死了。”他说的是西班牙语。
死了。在任何语言之中，这都是冰冷黑暗又无声无息的字眼。夫人死了。
“不是你干的，我希望。”
“我想是药物，叫杜冷丁。我想瓶子里有四十五颗。现在空了。昨夜没吃晚餐。今天早上我爬上梯子，往窗里瞧。衣着跟昨天下午一模一样。我弄开窗帘。夫人死了。冷得像冰水。”
冷得像冰水。“你打电话给谁没有？”
“有，洛林医生。他报了警。还没来。”
“洛林医生，嗯？正是那个迟来的人。”
“我没给他看信。”坎迪说。
“给谁的信？”
“斯潘塞先生。”
“交给警方，坎迪。别让洛林医生拿到。就交给警方。还有一点，坎迪。别隐瞒任何事，别对他们撒谎。我们到过那儿。说实话。这回说实话，而且全部照实说。”
对方静默半晌，然后说：“是，我明白了。朋友，再见。”他挂断了。
我拨电话到丽兹贝弗利山大酒店，找霍华德·斯潘塞。
“请等一下，我给你转前台。”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这是前台。我能为你效劳吗？”
“我找霍华德·斯潘塞。我知道时间还早，不过很紧急。”
“斯潘塞先生昨天傍晚退房了。他搭八点的飞机到纽约。”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
我到厨房去弄咖啡——大量咖啡，甘醇、浓郁、苦涩、滚烫、无情、堕落，疲惫男人的生命之血。
过了两个钟头，伯尼·奥尔斯打电话给我。
“好啦，智多星。”他说，“到这里来受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