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的大厅，那些发言的人总是用一种有些厌烦的语气，念着一页又一页的稿子，但和他在一起让我很振奋，我坐在他身边，尽量不打扰他。尼诺很专心地听着那些发言，做笔记，时不时会在我耳边说一些风趣话，还有甜言蜜语。我们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者在一起吃午饭和晚饭，异国的名字，还有各种外语在耳边此起彼伏。当然了，那些最有名望的学者会单独坐一桌，我们和一些年轻学者坐在一起。无论是在开研讨会时，还是在餐厅里，尼诺的活跃让我很吃惊，他和当学生的时期是多么不同啊！他和大约十年前，在米兰的书店里捍卫我的那个年轻男人也不一样了。他不再采用那种挑衅的语气，他很自如地跨越了学术界的等级界限，他用一种带着一丝严肃，同时又很客气的语气和别人聊天。他有时候用英语（说得极好），有时候用法语（说得不错）和别人说话，非常潇洒地展示着他对于数字和效率的热爱。在短短几个小时里，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他们都拉着他说话。大家都很喜欢他，这让我感到很骄傲。
后来，在他发言的前一天晚上，他忽然没那么愉快了。他变得很失礼，很难相处，我觉得他太紧张了。他说他准备的稿子很糟糕，好几次都强调，写作对于他来说，不像对我而言那么容易。他还发火说，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复杂的处境让他分心了吗？我觉得很愧疚，我试着拥抱他，亲吻他，让他把稿子念给我听。他对我念了那几页纸，像一个充满忧虑的小学生，他让我变得心软。我觉得，他的稿子并不比我在报告厅听的那些发言有趣，但我说了很多赞扬他的话，让他平静下来了。第二天早上，他用一种佯装的激情念了稿子，大家都为他鼓了掌。晚上，有一个美国知名学者，邀请尼诺和他坐在一起，虽然我被抛下，但我并不难过。尼诺在我跟前时，我从不和其他人说话，他不在我身边，我不得不用费劲的法语，和一对来自巴黎的男女聊天。我很快发现，他们的处境和我们差不多。两个人都觉得，家庭让人很压抑，他们都忍痛离开了自己的配偶和孩子，现在两人都看起来很幸福。那个男的叫奥古斯汀，大约五十多岁，脸红扑扑的，金色的大胡子，他天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女的叫科隆布，和我年龄差不多，三十岁出头，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很短，脸很小，眼睛和嘴唇的妆容很精致，非常优雅。科隆布有一个七岁的儿子，我一直和她聊天儿。
“再过几个月，”我说，“我大女儿就七岁了，她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学习非常好。”
“我儿子也很聪明，想象力很丰富。”
“你们分开，他有什么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