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曾如此写道：“欧洲人深信，若无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的权威力量管束人的身体与道德，则方方面面的组织中的人们将不会受秩序与正义的束缚。……而我们（新兴的美利坚m;主的创建者）则坚信，人是理性的动物，有天赋的权利与内在的正义感，良好的z.府需告知民众可自行选择人生，同时以民众的意志为准忠于职守，如此方能为民众扬善避恶。”
在弗洛伊德的信奉者们看来，这等言语固然动人，却未免天真古怪。但情况没有十八世纪的乐观主义者们想的那般美妙，因为人类早没那么多理性，也没有那么多内在的正义感了。另一方面，情况也不是二十世纪的悲观主义者们试图说服我们的那样令人绝望，人类道德并没有到彻底善恶不分的地步，也并非非理性到无可救药。尽管弗洛伊德发现了本我和无意识对人巨大的影响，尽管地方性的神经官能症较为流行，尽管人群中低智商的比例越来越高，但绝大部分男男女女或许仍然足够正派、明智，我们可以相信他们能自主选择自己的命运之路。
m;主制度能润滑公共秩序、个人自由和创造性之间的矛盾，并使一个国家暂时的掌权者永远效忠于民众——归根到底，权力还是民众的。在西欧和美国，大体上来看，这一制度运行良好。这一事实足够证明，十八世纪的乐观主义者们并非全错。如果给民众一个公平的机会，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他们可以管理得更好，虽然也许不会有机器般的高效率——“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的权威力量”才会像机器一般高效呢。
我强调一遍，是“给民众一个公平的机会”，公平是先决条件。原本在一个独裁者统治之下做顺民，忽然一变，政治m;主了，个人自由了，纯然是一个陌生的政治氛围。这种转变，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是“公平的机会”，也难以立刻实践m;主制度。同样，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下，也没有人能有“公平的机会”m;主地管理自身事务。
自由之花盛开于社会繁荣的土壤之中。社会衰退，自由亦消减。只因当社会衰退时，z.府才会觉得有必要频繁而彻底地插手民众的事务。
正如前文所论，人口过剩与组织膨胀这两种情形将会夺去社会“公平的机会”，使m;主制度不能顺畅运转。由此可见，总有某些历史的、经济的、人口统计学的、科技的因素，使杰斐逊所言的理性的动物——他们具有天赋不可让与的权利，并具有内在的正义感——即使在一个m;主化的社会里也无法行使其理性，伸张其权利，展现其正义行动。
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应感到极其幸运，我们得到了“公平的机会”，可以最大化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