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令他十分惊讶。他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5)，“此间吏治极坏”(6)。他发现，有
地方官到任
年多，竟然没有升堂问过次案。至于*员贪墨不法传闻，遍地皆是。
曾国藩决心对当地官场痛加整顿，“大加参劾”。同治八年（1869）四月，曾国藩第批就参劾
十名劣员。这十人均为知县、知府以上官吏，大都是捐班出身，或是“性情卑鄙，操守不洁”，或是“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是“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或是“专事夤缘，贪而多诈”，或是“浮征勒派，民怨尤甚”(7)。九月上旬，他又递上第二批名单，参劾劣员八名。
汰换*员之外，曾国藩整顿直隶吏治另个着力点是清理积案。直省“风气甚坏”个重要表现是各级*员懒于公事。曾国藩发现直隶积压同治七年以前案件竟达万二千余件。这些案件，有拖二三年，有拖就是八九年。曾国藩说：“吏治之疲，民生之困，端由于此。”(8)
曾国藩接印视事仅个月时间，就拿出积案处理方案，规定上司要下属查明或办理事，都要明定期限，违限记过，凡小过达到六次，大过达到三次，就要撤差罢官。
在他严厉督促下，整个直隶官场迅速行动起来。到同治九年（1870）二月初二日，也就是曾国藩接直隶总督印年后，曾国藩奏报说，已经结清同治七年以前旧案万二千零七十四件，同治八年以来新案两万八千百二十件；现在旧案只剩九十五件，新案只剩两千九百四十件。
在如此短时间之内，将这三万余件复杂新旧案件据实迅速结案，实在不是件轻而易举事情，可见曾国藩付出心血之巨大。接印半个月后，他在家书中这样告诉儿子曾纪泽：“吾自初二接印，至今半月。公事较之江督任内多至三倍，无要紧者，皆刑名案件，与六部例稿相似，竟日无片刻读书之暇。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9)
直隶总督工作量，是两江总督时三倍。每天居然抽不出点儿时间来读书，以至让曾国藩感觉每天过得味同嚼蜡。
不过曾国藩心血没有白费。他所作所为给全国各省树立良好榜样。他制定《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及《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切中时弊，有可操作性，不久就被朝廷多次印行，颁发各省，以便各地督抚参照执行。
就在曾国藩拼老命，准备将整顿吏治进行到底之际，发生著名“天津教案”，打断他吏治进程。
2．导火线：武兰珍迷拐案
天津三岔口有座西洋哥特风格教堂，是1869年（同治八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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