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多少年,牛羊就该没草吃了,额仑草原就会逐渐沙化……
陈阵用擀面杖敲了一下案板:这么说,草原牧民是利用狼群来给马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马群的数量,同时达到提高或保持蒙古马质量的目标?
张继原说:那当然。草原人其实是运用草原辩证法的高手,还特别精通草原的“中庸之道”。不像汉人喜欢走极端,鼓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草原人善于把草原上的各种矛盾,平衡控制在“一举两得”之内。
陈阵说:不过,这种平衡控制真叫残酷。春天马倌们掏狼崽,一掏就是十几窝几十窝,一杀就是一两百。但就是不掏光杀绝;到夏天,狼群反过来,掏杀马驹子,一杀就是百分之七八十,但马倌就是不让狼杀百分之一百。平衡控制的代价就是血流成河,而控制平衡就要靠牧民毫不松懈的战斗。这种中庸比汉族的“中庸”更具有战斗性,也更接近真理。
张继原说:现在一帮农区来的干部,一直在草原上瞎指挥,拼命发展数量,数量!数量!最后肯定“一举多失”:狼没了,蒙古马没人要了,内蒙古大草原黄沙滚滚了,牛羊饿死了,咱们也可以回北京了……
陈阵说:你做美梦吧,北京在历史上不知道让草原骑兵攻下过多少回,当了多少次草原民族政权的首都。北京连草原骑兵都挡不住,哪还能挡住比草原骑兵能量大亿万倍的沙尘“黄祸”?
张继原说:那咱们就管不着,也管不了了。亿万农民拼命生,拼命垦,一年生出一个省的人口,那么多的过剩人口要冲进草原,谁能拦得住?
陈阵叹道:正是拦不住,心里才着急啊。中国儒家本质上是一个迎合农耕皇帝和小农的精神体系。皇帝是个大富农,而中国农民的一家之主是个小皇帝。“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水可载舟,又可覆舟”。谁不顺应农耕人口汪洋大海的潮流,谁就将被大水“覆舟”,遭灭顶之灾。农耕土壤,只出皇帝,不出共和。“水可载舟,又可覆舟”实际上是“农可载帝,又可覆帝”,载来覆去,还是皇帝。几千年来,中国人口一过剩就造反,杀减了人口,换了皇帝,再继续生,周而复始原地打转。虽然在农耕文明的上升阶段,君民上下齐心以农为本,是螺旋上升的进步力量,但一过巅峰,这种力量就成为螺旋下降,绞杀新生产关系萌芽的打草机……
张继原连连点头。他撮来干牛粪,点火架锅,包子上了笼屉。两人围着夏季泥炉,耐心地等着包子蒸熟,谈兴愈浓。
陈阵说:今天你这一说,我倒是想明白了——为什么马背上的民族不把马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相反却而把马的敌人——狼,作为图腾。我也真想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