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是个医生,就像历代所有长子样,毫无建树,年过五十,连个儿子都没有。女儿和新奥尔良银行个善良职员结婚,已进入更年期,膝下有三个女儿,没有个男孩。在历史长河里,他氏族血统将由此而中断,这使他伤心不已,可是更令这位医生操心是在他死后费尔米纳孤独生活。没有他,她如何打发日子!
那场悲剧震撼医生全家人,也影响到全城,百姓们都走到大街上,想把事情打听个究竟。全市宣布致哀三天,各种机构和商店都降半旗,所有教堂钟声都在不停地敲响,直到死者尸体在家庭陵园里入葬。美术学院个班学生,做个遗体真容模型,以便为将来塑半身像留下个模特儿。但是,这计划刚开始便被取消,人们都这样认为,那个逼真地塑出医生最后到恐怖神情真容模型有失庄重。个凑巧打这儿经过欧洲艺术名家画幅伤感现实主义大油画,再现乌尔比诺医生在梯子上伸手捕捉鹦鹉致命刹那。画面上唯与原来事实不符是,他穿不是无领衬衣和用绿色吊带系着裤子,而是戴着蘑菇帽,穿着霍乱流行期报上经常刊登版画人物身上黑呢大礼服。这幅画在乌尔比诺医生逝世几个月之后陈列在个名叫“金铃裆”大画廊里,让民众饱眼福;尔后又挂在公私机关墙上展出,这些机关都认为应向这位杰出贵族表示敬意。最后,这幅画陈列在美术学院,并为此在那儿举行第二次葬礼。又过多年,美术学校学生把它拿到大学广场上烧掉,他们把它看做种美学象征,也把它看做个令人厌恶时代象征。
费尔米纳从成为未亡人那刻起,就不像她丈夫担心那样孤独和无用。她下决心,毫不妥协,不允许利用她丈夫遗体做任何事情,包括共和国总统拍来电报都没有用,那个电报命令把尸体放在红箱子里摆在省府会议厅让人们瞻仰。她也以同样冷静头脑反对在教堂为丈夫守灵。那是大主教亲自要求,她只答应在举行葬礼弥撒时把尸体移到教堂去。被各种各样要求弄得手足无措儿子出来调停,她也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她农村观念:死者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家庭。
他们应在自己家里喝着苦咖啡,吃着奶酪饼守灵,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想怎样哭就怎样哭。他们将免去传统守灵九昼夜仪式,在葬礼之后就把大门关闭,除最知己客人之外,不接待任何来访者。
家里笼罩着居丧气氛。所有贵重东西都放在安全地方。光秃秃墙壁上只留下挂过画画痕迹。自家椅子和从邻居那儿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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