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期盼深远，老外祖和美丽的母亲都在他三岁时死在了一场瘟疫之中。孤独的卫赫郁郁成疾，自感不久于人世，便将四岁的小儿子托付给一个隐居深山的高人，撒手西去了。
深山隐士一诺千金，将小卫鞅带进了莽莽苍苍的王屋山，亲自抚育教养。卫鞅四岁识字，五岁练剑，八岁读书作文，十二岁修习法家之学，十三岁开始随老师周游天下，走遍了列国名山大川。十六岁时，老师将他秘密送到魏国丞相公叔痤府中实际修习政务。五年中，他借为公叔痤收集法令典籍，又一次重新踏勘了中原列国，对各国的民生民治有了切实的了解与揣摩。应该说，在二十一岁的年龄上，有如此丰富阅历的士人是极为罕见的。
遗憾的是，卫鞅却从来没有来过秦国。
在卫鞅成长的年代，东方列国对秦国是列为蛮夷之邦，剔除在中原文明之外的。这种蔑视，甚至远远超过了对另一个蛮夷之邦楚国的蔑视。这里的根源在于，秦部族长期与西方戎狄杂居，仅凭武勇之力成为大诸侯，所谓根基野蛮。但凡士人官吏相聚，总要大谈秦国的种种落后愚昧与野蛮。民风是“三代同居，男女同屋；寒食恶饮，好逸恶劳”；民治是“悍勇好斗，不通礼法”；民智则更是“钝蛮憨愚，不知诗书”。即或是对享有盛名的秦穆公，也有“人殉酷烈，滥用蛮夷”的恶名相加。在东方士人眼里，秦国是一片野蛮恐怖的土地，除了打仗，万万不要踏上那块恶土。在这种流播久远的议论传闻年复一年的弥漫东方的情势下，极少有士人批量流入秦国。数百年来，除了老子和个别墨家弟子踏进过秦国外，“秦国无士”一直是天下共识。在这种陈陈相因的共识中，卫鞅的老师和卫鞅也都未能免俗。他们甚至在另一个“蛮夷之邦”的楚国游历了半年，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去秦国。若非那个神秘老人的启迪和那卷振聋发聩的求贤令，卫鞅真不知晓此生会不会来到秦国？
正因为陌生而神秘，卫鞅才决意寻访而进。他期望在进入栎阳之前，对这个在东方士人眼中面目狰狞的国家，有个大约的品评。
一进函谷关，便是河西地带。战国时代，一提“河西”二字，人们想到的便是魏国秦国间的长期拉锯连绵杀伐。“河西”便是黄河成南北走向这一段的西岸地带，南部大体上包括了桃林高地、崤山区域，直到华山，东西三百余里；中部大体包括洛水中下游流域以及石门、少梁、蒲坂等要塞地区；北部大体包括了雕阴、高奴、肤施，直到更北边的云中。这就是战国人所说的河西之地。黄河西岸这块辽阔的土地，纵横千余里，在秦穆公时代都是秦国的领土。后来日渐被魏赵韩三国蚕食。尤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