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吃肉饼，还喝紫米粥。”
“吃饱了回来，躺在床上，再摸着自己做个春梦……”
“啊，人生！”
“桑保疆，你不是不舍得花钱吗？上次一起逛东四中国书店，那么一厚本俄汉词典，才一块五，你别扭半天，不还是放回去了吗？”张国栋问。
“看电影，我乐意花。”
“也对。不是好来的钱，不能好去。”
“你什么意思？”
“别吵。电影散场，再看一场录像，回来是不是太晚了？大门都锁了。”
“跳墙嘛。多刺激！彻头彻尾的堕落。”
小七点钟了，下班的差不多都回到家里，街上的车不多了。卖报纸的，单车支在旁边，竭力向晚下班的人兜售还剩在手里的几份《北京晚报》。除了朝阳医院门口几处卖水果的还是汽灯贼亮，引诱着探视病人的人，煎饼摊、杂货摊也开始收了。我们并肩走在大街上，我看见，路灯映照着张国栋、刘京伟、桑保疆的脸，他们脸上的粉刺大红大紫，灿若春花。侧头，天上是很好的月亮，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冷冷地瞧着。我们什么都不多想地朝前走，前面是不再刺骨的风。将来是什么都会有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武侠小说上说，鲜衣怒马，年少多金。我们兜里各有三五块钱，年轻真好。
而且，我们在当时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姑娘。我们手拉着手，像南北朝那时的同性恋一样，在大街上走。
我们是长在这方圆十几里上的植物，和周围的建筑一样，可以生长，可以枯萎，可以抱怨，可以喊叫，可以消失，但是不能离开。
后来，张国栋的DV得奖之后，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欧洲，在几个古老的大学讲授中国现代电影，无论课程长短，张国栋的结论都是：中国现代电影，没有比张国栋更牛逼的了，如果你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了解中国现代电影，看张国栋的作品就够了。张国栋没待多久就回来了，理由和几十年前毕加索的一样：艺术只在东方，在中国和日本。张国栋在学校兼教职，他写信告诉我，原来姑娘也像庄稼和瓜果一样，每年都有新的一拨儿，新的一拨儿不见得比老的一拨儿难吃。
后来，桑保疆被他的乡长父亲硬逼着去了新西兰，说是忘不了中文，学不会英文，不要回来见他，如果学有余力，可以副修工商管理。桑保疆在新西兰有个倚山傍海的房子，放闪光雷没有其他活人能够听见。春暖花开，桑保疆的泪水流干，网上订阅了无限制版的《阁楼》杂志，每天吃一块奶酪蛋糕，喝一升都乐橙汁，手*十次。那些纸巾都被桑保疆顺着窗户扔到新西兰的大海里，桑保疆告诉我，好像他去长城刻下“桑保疆到此一游”，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