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大约7点左右，我往老布鲁克维尔打电话，寻找失踪的女公爵，但她仍然不见踪影。不过我还是和格温通上了话，我向她解释说我今天已经和我的治疗师见了面，我接受了预诊，诊断结果是，我是强制性购物狂以及性欲狂，这两项基本属实，不过跟他们的业务毫不相关。不过我的治疗师告诉我，将对我设定金钱限制——只允许我占有仅够用于自动售货机的钱。
我问格温，她能否往几双卷起的袜子里塞几千美元，然后通过UPS寄过来。我告诉她，它们很可能会瞒过纳粹秘密警察的“法眼”，不过，这对她来说应该不成问题，尤其是过去9年来，她一直是我的得力干将之一。
让我难过不已的是，在我和格温挂电话前，钱德勒来到电话旁说：“你因为将妈妈推下楼梯而去了亚特兰大吗？”
我回答说：“小家伙，这是原因之一。爸爸病得很重，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如果你现在还在生病，我可以再一次把你的病亲走吗？”
“很有希望，”我难过地说，“或许你可以亲走妈妈和爸爸两人的病痛。”我感觉双眼已经充满了泪水。
“那么我会努力的。”她极为严肃地说道。
我咬着嘴唇，克制自己不要哭出来。“我知道你会的，宝贝。我知道你会的。”接着，我告诉她我爱她，然后挂了电话。那天晚上上床前，我跪了下来，默念着祷告——钱德勒可以亲走我们的病痛。之后，一切又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做好了与阿道夫·希特勒的化身——或者是约瑟夫·门格勒博士——见面的准备。整个戒毒所的病人和员工今天早上要在礼堂参加定期全体会议。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隔离的宽阔空间。礼堂里摆放了120把圆木椅，整齐地摆成了一圈，房间前面是一个小讲台，上面摆着一张演讲桌，当日演讲者将在此与大家分享他或她的d,y苦痛史。
现在，我作为一位病人，坐在一大圈有d,y的医生和护士（或者，在我看来是来自塔尔博特火星的火星人）之中。此刻，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今天的特邀演讲者——一个看起来很伤心的女人身上，她40出头，臀部大得出奇，长着一脸痤疮，一看就知道她是那种经常服用精神药物的精神病人。
“嗨，”她害羞地说着，“我叫苏珊，我……呃……我是酗酒者和吸d者。”
房间里所有的火星人，包括我在内，都做出了回应，“嗨，苏珊！”听到这句，她脸红了，然后沮丧地（或者说是胜利地）点了下头。不管怎么说，我确信，她是世界一流的说教者。
现在，房间里一片寂静。很显然，苏珊并不太擅长在公众面前演讲，或者，或许她的大脑已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