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希迈出沪宁车站的一瞬间，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哆嗦。
一股潮湿冰凉的气息，像蛇一样侵入身体。无论是双排扣毛呢大衣还是苏格兰羊绒围巾，都无法阻拦它的深入。这身衣服足以抵御冬季京津的凛冽北风，却挡不住这绕指柔般的绵绵寒意。
孙希暗暗后悔，出发前没听南方同学的叮嘱：“春寒料峭，冻杀年少。”明明已经是三月中旬了，这上海的倒春寒，居然还这么冷。
他身旁的一位男性乘客也感受到了寒气，响亮地打了个喷嚏，大手在嘴边一抹，拈着湿漉漉的车票递给检票员。孙希半是惊恐，半是厌恶地掏出一块白净大手帕，装作也要打喷嚏的样子，捂住了口鼻，嘟囔了一句：“Mygodness！”（天哪！）
别人不晓得，他一个北洋医学堂的优等毕业生可太清楚了，这一记喷嚏，少说也得有几亿个细菌喷吐到空气中。天晓得里面有多少是结核杆菌，有多少是百日咳杆菌？
算了，算了，这里可是大清国，不是伦敦。孙希自嘲地摸了摸礼帽下面那根半长不短的假辫子，等前头那乘客走远了，这才穿过检票口，来到站前广场。
这座沪宁车站是一栋四层的诺曼式洋楼，它那大理石的廊柱拱窗，花岗石的庄严外墙，让孙希突然想起自己当年在英伦的美好时光。
距离那个时候已过去六年了，大清的年号从“光绪”换成了“宣统”，紫禁城里的统治者从一个老太太换成了小娃娃，而他也长成一个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一米七）的俊朗小伙子，细眼尖颌，不再是当年那个顽劣的小胖子了。
他一出来，小贩立刻一拥而上。卖青团的、卖香烟的、卖荷兰水的、帮荐旅馆的，甚至还有举着大烟膏的。就杂乱程度而言，与北京、天津的车站没太大区别。不过上海到底是十里洋场，摊贩们见他一身洋装，迅速改换口音，喊着洋泾浜味的英语：“密斯，滑丁何物由王支。”——孙希听了半天，才明白是“mister,whatthingyouwant”。
他哭笑不得地亮出文明棍，拨开这些热情的人，一边躲避着飞沫扑面，一边朝前方甬道走去。那里被涂黄的木栅栏隔挡开来，只留一个两米宽的曲尺形口子。口子外是另外一片小广场，停满了黄包车和大大小小的马车。
孙希扫视一圈，轻而易举便找到一辆两轮矮篷小驴车。它太醒目了，单辕上竖着一面白底红十字的布旗，一个体格魁梧的车夫斜靠在车旁，正聚精会神地捧着本书在读。
孙希从怀里递出一张信函：“是红会总医院的车吗？我是天津来的医生，这是介绍信。”车夫把书挂回篷边，认真读了一遍介绍信，也不讲话，一歪头，示意上车。
驴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