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连他自己都觉得这种问题听起来很可疑。据他所知，他和格尔达不再谈论的那个德国男人正是因为问到了征兵的问题，才会被扔下火车。
战争开始时，出现了一些他意想不到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他不再幻想着对格尔达说一大堆事情了。他现在特别想念格尔达，和当初她回西点时一样想念她。虽然她也许就在厨房里烤面包，或者在屋外的孵化室照顾小鸡，但她似乎与他相隔了很远很远。不，并不是距离的问题，而是因为她抑或是他的一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了。从娘家回来后，她跟他讲了火车上那个德国男人的故事，他却不知该跟她说些什么好。更糟糕的是，他也不明白她对自己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他们在彼此眼中成了外人。有时候，他认为问题出在她下火车时穿的那件皮毛大衣上。就好像她的家人、他的父亲，将她裹在了某种他无法冲破的东西里。天气转暖以后，那件大衣也被收了起来，这让他很高兴。
他意识到，自己开始在脑子里构思着一些话，却不知道讲给谁听。铺天盖地的消息出现在他们周围，给他一种错觉，仿佛他能获取一个人所需了解的一切消息。起初，乍看起来，如果一个人足够仔细，懂得从字里行间中搜寻，他就一定可以发现万事万物的真相，可弗里茨却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消息纷繁复杂，众声喧哗，反倒以一种新的方式让人说不出话来。他强烈地感受到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所带来的压力。在密室内，在岔路上，谣言和新闻在也许还信得过彼此的人之间来回传递；也许他们也像弗里茨一样，发现自己在混乱消息和未知结果的汪洋之中随波逐流。曾经友好的对话如今也变得简短生硬、晦涩难懂。弗里茨觉得，哪怕自己远离小镇，都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他，而在镇上，情况则更加糟糕。
“问题出在那些没有公开做出声明的外国男性身上。”弗里茨进店后，看见威廉·欧文斯正向聚集在他柜台周围的人们解释着什么。欧文斯得到了三位声名显赫的商人——弗里茨从未确切地知道是哪三位——的支持，非常认真地承担起教育公众的职责来。他准备激发起斯图尔特这个小社区的居民对战争的热情，鼓励他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他的演讲热情洋溢，颇有一种自认为是在服务于一项无私事业的风范，可他的这种热情却令弗里茨十分尴尬。每当欧文斯开始发表那长达四分钟的演讲时，弗里茨都有一种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感觉。
这时，欧文斯说道：“这些人没有公民证书，都是移民，他们被自动免除了兵役。他们甚至都用不着去登记报名！”有几个人在窃窃私语。“这些卑鄙的人沾沾自喜地待在家里，坐享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