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合乎礼貌地表达出来。在我们前线，只要说这么一个词就成，可是在这里，对着这样一位女士，可他一下子想起了在学校里的情形，便流利地续完了他刚才说的那句话。“他要出去一下，护士小姐。”
“原来是这样，”那护士说，“不过上了石膏，他不应该从床上爬下来。那么，您要什么？”她转身问我。
对于这个新的转变，我大为震惊，因为那个东西行话叫什么，我毫无所知。那护士倒来帮我的忙了：“小的还是大的？”这种丢人的事！我像猴子一样冒着大汗，狼狈地说：“唔，只要小一点的——”
不管怎么说，这句话至少产生了一点效果。
我拿到了一个瓶子。几小时之后，就不再光是我一个人了，到了早晨，我们对这些事都已经习惯，而且提出什么要求，也一点不觉得什么不好意思了。
火车走得很慢。有时候它停下来，把死了的人抬下去。停车的次数很多。
艾伯特在发烧。我的情况还可以，只是有点疼，不过最糟糕的是，在那石膏绷带下面可能还有虱子。痒得厉害，而自己却挠不到。
整天，我们就是睡觉。田野风光从车窗外悄悄地掠过去。第三天晚上，我们到了赫伯斯塔尔[25]。我从护士那里听到，艾伯特因为发烧，就要在下一站抬下去。“这一列火车开到哪里？”我问。
“到科隆。”
“艾伯特，咱们会在一起的，”我说，“你瞧着吧。”那护士第二次来巡视的时候，我屏住呼吸，把气逼到脑瓜里，脸又胀又红。她站住了。“您觉得疼吗？”
“是的，”我哼哼着，“一下子疼起来了。”
她给了我一支体温计，就往前走去。要是我连这点窍门都不知道，那就说不上拜过卡钦斯基为师了。这种军用体温计，没有把有经验的军人考虑在内。你只要让那水银柱子升上去，那它就会停留在真空管里，不再落下来了。
我把那体温计夹在胳膊底下，向下倾斜，用食指持续不断地弹它。然后我再把它一摇。我就让它升到了三十七度九。可是这还不够。赶快点根火柴小心翼翼地放在它旁边，使它上升到了三十八度七。
当那护士走回来的时候，我直喘粗气，呼吸很急促，一双呆滞的眼睛瞪着她，烦躁地辗转反侧，轻声地说着：“我再也忍受不了啦——”
她在一张小纸条上把我也记下来了。我知道得很清楚，若非万不得已，我的石膏绷带绝不会重新打开的。
艾伯特和我一起被抬下车了。
我们住在一所天主教会的医院里，又是同一间病房。也是运气，这种天主教会医院是以治疗好和伙食好而闻名的。这所医院让我们这一趟列车上的人住满了，其中也有很多严重的病患。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