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这里生活又挺好。
当然，我还得在营房食堂请大家喝酒。我们都有点醉醺醺了。我心情忧郁；我要离开六个星期，那当然是鸿运临头，可是在我回来之前，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是不是还会见到这里的这些人呢？海伊和克默里希早都已经不在了，下面又会轮到谁呢？
我们喝酒的时候，我挨个将他们看过去。克罗普坐在我旁边抽着烟，他一声不吭，我们常常在一起的；对面蹲着卡钦斯基，耷拉着肩膀，大拇指很粗壮，说话不紧不慢；缪勒露出了牙齿，大声地哄笑着；加登睁着一双耗子似的眼睛；勒尔长着一把稠密的胡子，看去至少像有四十岁了。
我们头顶上飘浮着一股浓重的烟气。凡是有士兵的地方，不会没有烟草的！营房食堂是士兵的避难所，啤酒绝不只是一种饮料，而且还是一种表示一个人能够平平安安地活动活动四肢、伸伸懒腰的标志。我们干这些事，倒像举行仪式似的，大家把腿伸在前面，无拘无束地随地吐着痰，这就是唯一的方式。一个人明天就要离开的时候，怎么会种种事情一下都出现在了面前！
到了晚上，我们又到运河的对岸去了。我几乎很害怕，当我告诉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说我就要走了，而且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离开这里很远很远，我们再也不会重新见面了。她只是点着头，并没有太动声色。起初，我不能很好地理解，随后我突然明白了。勒尔说得对：要是我上前线，她又会叫我“可怜的小伙子”，可是这回仅仅是休假，对这个她并不爱听，也不是那么很有趣。让她这个叽叽喳喳的饶舌女人见鬼去吧。一个人梦想着一件奇迹，醒来时却是一块块长方形的粗面包。
第二天早晨，捉好虱子以后，我就到军用铁路终点站去。跟我同去的有克罗普和卡钦斯基。在停车站，我们听说还有两三小时火车才会开。他们两个人还得回去值勤。我们便相互道别了。
“祝你幸运，卡钦斯基；祝你幸运，艾伯特。”
他们走了，挥了一两次手。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他们的每一次举步和每一个动作我都熟悉，不管离多远，我也认得出他们来。随后他们就消失不见了。
我坐在背包上等着。
蓦然间，我心里急躁得要死，巴不得马上就离开。
我在多少个车站月台上躺过，我在多少家流动厨房前站过，我在多少张木板长凳上蹲过。随后，那景色终于变得使人感到不安、神秘而且熟悉了。从西边的车窗外面，掠过一座座村庄，那里的茅草屋顶如同帽子一般盖在墙上刷了白灰、一半用木料建成的房子上，一块块农田如同珍珠母似的在斜阳中闪烁，还有一片片果园、一座座谷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