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钦斯基已经从一个死人的口袋里找到了一根绷带,于是我们就小心翼翼地把那伤口包扎了起来。那个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瞅着我们,我便对他说:“我们现在得去找个担架。”
他张开嘴,几乎没有声响地说:“留在这里——”
卡钦斯基说道:“我们马上就会回来的。我们只是去为你找一副担架咧。”
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听懂了,他好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呜呜咽咽地抽泣着,还拉住了我们:“别走——”
卡钦斯基往周遭扫了一眼,嘟嘟囔囔地说道:“我们要不要干脆拔出手枪,把他结果了呢?”
那年轻人根本经不起搬运,充其量也只能拖这么几天的工夫。他到眼下为止所经受的种种痛苦,比起他在死去以前将要经受的痛苦,简直算不了什么。现在他神经麻木,知觉也没有了。再过一小时,他将由于无法忍受的剧痛而成为发出尖叫的一捆东西。他能够活下去的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使人发狂的折磨。何况,这几天他能不能活下去,跟谁有关系呢?
我点点头。“是的,卡钦斯基,我们应当一枪把他结果了。”
“说干就干吧。”他说着,站了一会儿。我看他决心是下定了。我们向四周打量了一眼,可是已经不止是我们这几个人了。有一小群人正在朝我们聚拢来,从弹坑和战壕里探出来一个个脑袋。我们找来了一副担架。
卡钦斯基摇了摇头。“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样一个年轻的、天真的小伙子——”
我们的损失,要比我们所预料的来得少:死了五个,伤了八个。这其实只是一次短促的炮击。其中两个死的,躺在被炮火翻开的墓穴里,我们只消填些泥土把他们盖起来就行了。
我们往回走。大家排成单行,一个跟着一个,我们安静地慢步走着。那些受伤的被送到了医疗站。这天早晨是个阴天,那些抬担架的都在看号牌,查名卡,搞得手忙脚乱,而受伤的人则在呜呜咽咽地抽泣。天开始下雨了。
一小时以后,我们赶到了汽车那里,一个个爬了上去。汽车里的地方,现在要比来的时候宽敞多了。
雨下大了。我们把帐篷布拿出来,遮在头顶上。雨水哗啦啦地往下倾倒,汇成一股股水流,从两边急泻下来。运输汽车颠簸摇晃着驶过地上的坑坑洼洼,我们就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忽前忽后地摇摆着。
车厢前座,有两个人拿着长长的叉状木杆。他们注意着横着穿过道路的电话线,这些电话线架设得很低,我们的脑袋很容易被它们钩住。那两个人及时地把电线用木杆叉起来,让它们打我们头顶上挑过去。我们听他们喊道:“当心——电线。”便在半睡中把膝盖弯了一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