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搞了个公社，同住在一个屋檐之下的有无业游民、大学教授、嬉皮士、和平主义者、g,m者、小偷、僧侣和妓女。
他开始无法容忍资产阶级生活中的所有舒适的东西。他把家里的地毯给撤了，认为那是多余的装饰。他开始自制衣物，用回收轮胎做凉鞋，把旧麻袋缝成长裤。他不睡床了，而是睡在了他特意从合页上拆下来的门板上。只有在穷人、年轻人和边缘人之中，他才会觉得舒服。他与无国籍的人为伍，和没有自己国家的人为伍。
他对自己的财产很大方，想都不想就会把它们送给别人。而对于别人的财产，他也是一样地慷慨。一天，他的朋友之一，智利人克里斯蒂安·马约尔，跟妻子一起出去吃饭，回到家时，就发现大门开着，所有窗户都开着，壁炉点了起来，暖气被开到了最大，而格罗滕迪克正光屁股躺在浴缸里。两个月后，他从亚历山大那里收到一张三千法郎的支票，用来弥补他的开支。
虽说格罗滕迪克通常来说都很和蔼可亲，但也有突然,bao力起来的时候。在阿维尼翁的一次和平示威中，他朝警戒线冲了过去，打翻了两个阻挡他们行进的警察，继而就被十几个人用警棍给制服了，在失去意识的状态下被拖进了局里。而在家里，他老婆常常会听他用德语发表长篇独白，说着说着就演变成了让窗玻璃都不由得震动起来的嘶吼。紧接着的则是沉默，一连好几天的沉默。
“搞数学就像做爱一样。”格罗滕迪克写道。他的性冲动完全可以和他的精神追求相匹敌。他一生引诱过许多男人和女人，他和妻子米雷耶·杜福尔生了三个孩子，而婚外还有两个。
他创立了“生存与生活”组织，把所有钱和精力都扑在了上面。他和一群朋友一起编了本杂志（虽说实际都是他一个人写的），用来传播他“自给自足、爱护环境”的思想。他曾试图把盲目追随他数学项目的那些人都招揽进来，但仿佛谁都没有他的那种紧迫感，也都忍受不了他的极端主义，因为此时此刻他痴迷的对象已经不是抽象的数字之谜了，而是社会上正在发生的具体的事情，而对于这些问题，他是极端无知的，近乎于白痴。
他坚信环境也有自己的意识，他有责任保护它；连人行道上的水泥缝隙里长出的那些幼苗，他也会把它们收集起来，移种到家里，精心地去照顾。
他开始禁食，一周一次，然后是两次，自我摧残渐渐成了习惯，以至于他对肉体的疼痛几乎变得无动于衷：有次去加拿大，他拒绝换上普通的鞋子，而是只穿着他那双凉鞋就踩上了雪地，俨然一位在冰封旷野上传播好消息的先知。又有一次他遭遇了车祸，他拒绝麻醉，不得不做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