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阻止不平等扩大的可能。这个问题衍生出另一重思考:书中解释霸权兴衰时,更多侧重于精英冲突/凝聚,我们是否能同样以此变量解释各国社会不平等改革能否成功?又或者,在此问题上,“反精英联盟”的凝聚/冲突更具解释力?例如,英国经济精英随着金融发展,在19世纪吸纳了更多跨部门精英及跨阶层成员,相对于荷兰精英阶层的排他性,英国精英群体包容性及凝聚力更强,但强大的工会组织仍迫使精英做出妥协进行改革。再者,在展望美国前景时,拉克曼也悲观地提到,美国工会组织的弱化使其难以成为改革动力。这两个案例都说明“反精英联盟”的组织动员能力是影响改革的关键因素,而不是精英联盟。
第二个议题也是我自己的书稿比较关心的:金融工具(financialinstru-ment)在不同时代所形成的精英连结及其政治影响。该书第八章提到,20世纪80年代前,美国精英是通过“董监连结”(interlockingdirectorates)形成跨产业精英核心圈,并形成寻租及分配共识。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金融化浪潮中,企业间董监连结程度下降了,寻租行为转向个人化,和过去以企业或者产业为基础的寻租分配不同。这个时代的精英是以牺牲企业、组织利益为代价,谋取个人利益极大化。拉克曼的分析留下了更多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这种更加个人导向的精英阶层,凝聚力是更强还是更脆弱?精英圈是更开放还是更封闭?其对政治的影响途径,是否与“前80年代”的模式相异?另外,我很好奇在20世纪80年代金融化后,伦敦金融精英阶层及其政治影响途径是否也出现了变化。据我了解,他们在英国失去霸权后依然维持寡头垄断地位,不过作者没有多提。
最后是一个研究方法上的问题。随着董监连结程度普遍下降,董监连结作为精英分析工具是否还有效?我们是否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分析新形态下的精英核心圈?我对于美国案例的初步观察是:虽然在金融化后,金融精英的“进入门槛”似乎变得相对开放,获利也更个人化,只要能进入金融公司,在个人激励导向的薪酬制度中,即便是交易员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但相对于早期跨产业董监连结,现在是一个更小、更纯化的精英群体——美联储理事、投行高管、财政部长三者之间的精英流动及交叉连结。这个观察若是正确,下一个问题是:这个金融精英圈究竟是更脆弱,还是更有能力垄断美国政策走向以及克服来自社会的改革压力?
郦菁:讲到金融工具,我补充几句。首先,离岸美元市场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