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终究要衰亡，这是其结构所决定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不去谈列宁的问题，不去谈g,m党的问题，群众运动则势必会成为无组织的庸众，无法给未来带来任何希望。这是拉克曼和其他学者所欠缺的。拉克曼似乎寄希望于m;主党内部精英阶层的自我发现和博弈，如桑德斯就被视为一种可能的未来。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路线。
拉克曼的精英概念显得极其含糊。我认为，不谈阶级分析去谈精英，回避列宁批判的资本主义国家问题，谈一个似乎是浮于历史之上的精英阶层，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英国在19世纪末期会走上那样的帝国发展道路的。1840年之后，英国金融帝国的崛起，有一个从商业自由主义转向金融自由主义的过程。如果抽离了阶级分析，就无法看到许多权力的斗争与分配是以阶级展开的。这种转向似乎就是单纯的一批新精英替代另一批旧精英的过程。但这更多地是同一个阶层内部的代际接续。同样，今天的批评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破坏了美国。但是，如果我们历史地去看，新自由主义其实并不新。正如列宁指出的，资本需要寄生于国家之中。而波兰尼则进一步提出了资本对国家的“嵌入”。两者都揭示了资本左右国家的形式虽然并不固定，但是这种寄生关系始终存在。在这个前提下，国家与“精英”可能并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力量，可以相互博弈或蚕食。
张昕：拉克曼框架里面的确有很多阿瑞基的影子，但是这样的框架似乎并不能解释当下中美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中国对美国是单向的学习、赶超和模仿，逐步发展到后来的竞争态势。我曾在我的文章中提出，中国整个经济的金融化速度非常快，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左右，整个国民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可能跟美国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在个别指标上已经超过美国了。这种结构性变化给我们的分析带来了难度，因为拉克曼也好，阿瑞基也好，都认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是更替的周期。而我们面对的这个正在展开的周期可能和他们描述的逻辑不一样了：可能的替代者和原霸权呈现同样的结构特征。此外，即使现在核心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已经这么高了，我们还在用传统意义上对于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划分。这是我困惑的地方。以今天中国的平台企业为例，今天可能是投共享单车，明天是滴滴，后天就变成影视圈IP改编，本质却是金融运作。你说这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那么，原来常见的精英身份的界定、不同精英群体相互竞争结构的界定，还合理吗？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新问题。
第二点是，在中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