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
整体设计路径”，认为“这
思路带有很强理性预设色彩”，是非常敏锐而且针见血评论。这是
“意识形态”——直白地说，研究乡里制度、强调“皇权下县”，背后“思想”目标或最终“意识形态关怀”，都是揭示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统治压迫民众本质，批判古代国家权力对于乡村民众、社会控制与剥夺。知道，这样“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对于国家、权力、制度等“强制”因素看法，使在些问题研究上未能保持“超然”中正态度，从而影响部分判断，甚至出现些偏见。这很可能是学术研究“致命伤”。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并努力在实证研究领域尽可能地减低或避免（或者说“隐藏”）这种倾向性。虽然声称要着意探究和揭示乡里制度背后思想（或理论、认知），但在拙作中，相关探讨其实非常克制——是有意识地“掩盖”研究批判指向，努力将其控制在对历史“实然”实证研究范围内。
可是，周老师评论中提出许多思考路向，对“蛰伏”“意识形态”诉求实在是很大激发，而不是抑制——作为擅长理论思考社会学家，周老师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理论预设与问题，这对于每个具有理论敏感和现实关怀历史学者都具有很大“诱惑力”。比如，周老师谈到：“非正式制度也包括弱者使用自己武器对正式制度加以抵抗各种形式。这些抵抗形式不仅适用于当代社会，也应该适用于历史上各个时期，只是具体表现方式不同。这些非正式制度、运作和抗争行为难以记录在案，因此难以进入研究者视野。然而，离开这些非正式制度，们也难以恰当地评估乡里制度实际运行状况。”这段话，实际上给历史学实证研究提示很大研究空间。以前理解“非正式制度”，基本上将之视为与正式制度目标致非正式制度性安排，从未想过与正式制度逆向或对抗制度性安排，也可以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周老师这个提示，再结合此前对产生影响艾瑞克·沃尔夫(EricR.Wolf)关于乡民社会研究，促使去思考乡村普通民众（不包括乡绅、地主土豪等乡村“精英”）“意识形态”或“道义”（即斯科特表达），及其行为和行为规范，乃至组织架构，亦即乡民“制度”（其“正式”与否且不论）。乡村民众意识形态（农民“道义”“民意”）、行为规范以及乡民社会组织形态，可能会是未来些年中试图开展实证研究核心问题。
周老师在评论中把称为历史学者，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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