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是对当下主义的一种间接应对。如果说西方学术已陷入当下主义，自我消费、自我挫败，那么中国某些历史社会学家则转而为“历史的愿景”所吸引。他们可能是保守的，但又是激进的；他们在寻找未来，只不过他们想“使未来成为比历史更绚丽的往昔”，因为“希望可能破灭，而怀旧却无懈可击”。（里拉2019，3—20）
从更长的时间线索来看，中国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历史转向渊源有自。首先，随着中国加入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社会成本与诸种破坏性逐渐展露，对传统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保护制度的浪漫怀旧也得以回归。其次，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地位上升；在追求民族文化身份的隐秘渴望中，历史问题逐渐转移到文化和学术的中心——学术变革的条件已然就绪。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方案是可以与西方左翼“反霸权、反西方中心主义、反全球资本主义”的立场对话的，甚至可能是其思想出发点之一。但其在寻找替代性本土资源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传统社会制度和对所谓“文化遗产”“文明基因”背后权力关系的反思，而面临着滑向文化保守主义的危险。这其实和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另一股主要学术潮流“新左派”有着类似的思想轨迹。从学科内部来看，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美国）社会学主要研究路线与实证方法在国内得以部分制度化，其中定量研究一时占据了主导地位，颇有一些罔顾中国具体社会情境、滥用定量方法和西方社科概念的例子。这促成了一种偏见，即西方/霸权的社会学等同于以定量为基础的“科学”研究。那么，本土性的回归必然需要超越科学范式，而传统学术的历史“叙事”方式自然是不二选择。最后，从学术代际更替的角度看，新一代学者也获得了设定议程的权力。而对于更年轻的社会学家来说，现实议题的丧失，也许才是“历史转向”背后迫不得已的动因。
这种学术方案背后隐含着一系列悖论。<注："本段部分观点参考了德里克(2015)第六至七章，特此说明。">首先，这些研究试图从历史中寻找未被污染的本土历史，但忽视或拒绝对其中一些核心概念进行真正的“历史化”，因而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恰恰可能是“非历史”和“反历史”的。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政治经济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基本的文化和感觉结构也经历了重大变迁，社会网络的形态也在不断重组和再生产。具体的历史研究只会消解这些研究者建构的抽象概念和想象物，比如“家”（而非实证意义上的家庭）、
